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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第三部分

时间:2018-05-16 11:10:28 ?? 阅读: 次 ?? 来源: 看盟文学

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混混沌沌,无形无象,所以叫做太昭。道最初的状态是清虚空廓,清虚空廓演化出宇宙,宇宙产生出元气。这种元气是有一定的边涯和形态的,其中清明部分飘逸扩散形成天,浊混部分凝结聚集形成地。清明部分的气汇合容易,浊混部分的气凝聚困难。所以天先形成而地后定形。天和地的精气融合起来产生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精华融合集中产生春秋冬夏四季,四季各自的精气分散产生万物。阳气中的热气积聚便产生了火,而火气的精华部分形成太阳;阴气中的寒气积聚便产生了水,而水气的精华部分形成月亮。太阳、月亮溢出之气的精华散逸为星辰。天空容纳着日月星辰,大地承载着水潦尘埃。以前共工和颛顼争当天帝,一怒之下头撞不周山。擎天的柱子撞折了,系地的绳子扯断了,天向西北方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西北运行移动;地向东南方陷塌,所以水流尘土都向东南流泄沉淀。
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方的大地主宰幽暗,圆的天穹主宰光明。光明的天吐散阳气,所以火和日的光照耀在外;幽暗的地蕴含阴气,所以水和月的光泽内藏。吐散阳气的管给予,蕴含阴气的管化育,所以阴阳二气分管化育和给予。阴阳二气相偏离,形成怒气便产生风;阴阳二气相交合,便形成雨。阴阳二气相迫近,感应即成响雷,激荡而成闪电,散乱便成浓雾。如果阳气强盛,雾便散开成露水,如果阴气强盛,雾便凝结成霜雪。
长有羽毛,在天空飞翔的鸟类,因而属于阳类。长有鳞甲,在地下冬眠的龟蛇,因而属于阴类。太阳是阳类的主宰,因此春夏两季兽类都要脱掉旧毛,夏至冬至时麋鹿都会脱落旧角。月亮是阴类的根本,因此月亮亏损时鱼的脑髓便减少,月亮晦死时螺蚌的肉便瘪缩。火往上炎,水向下流,所以属于阳类的鸟往高飞翔,属于阴类的鱼向下潜游。
万物因同类而互相触动,本和末互相感应。所以取阳燧置阳光下就会聚光燃艾起火,将方诸放月光下就会气化成液为水。老虎咆哮就有东风吹来,蛟龙升飞就有祥云聚集,麒麟相斗就有日食和月食,鲸鱼死去就有彗星出现,蚕吐丝时则商弦易断,流星坠落则海水漫溢。人间君主的性情与天相通,所以刑法暴虐就多暴风,法令酷苛就多虫灾,滥杀无辜就多旱灾,政令失时就多淫雨。
四季是天的差吏,日月是天的使节,星辰是上天的会合处,虹霓彗星是上天的禁忌表现。
天分成九个区域,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小区,离大地五亿万里;天上还有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以及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和天阿等。
什么是天的九个区域?中央区域叫钧天,这一区域分布着角宿、亢宿和氐宿。东方区域叫苍天,这一区域分布着房宿、心宿和尾宿。东北区域叫变天,这一区域分布着箕宿、斗宿和牵牛宿。北方区域叫玄天,这一区域分布着须女宿、虚宿、危宿和营室宿。西北区域叫幽天,这一区域分布着东壁宿、奎宿、娄宿。西方区域叫颢天,这一区域分布着胃宿、昴宿和毕宿。西南区域叫朱天,这一区域分布着觜巂宿、参宿和东井宿。南方区域叫炎天,这一区域分布着舆鬼宿、柳宿和七星宿。东南区域叫阳天,这一区域分布着张宿、翼宿和轸宿。
什么是五星?东方是木星,它的天帝是太皞,辅佐大臣则是句芒,句芒执规尺而治理春季。东方的护神是岁星,它的代表兽物是苍龙,它代表的音是角音,日干用的是甲乙。南方是火星,它的天帝是炎帝,辅佐大臣则是朱明,朱明执衡器而治理夏季。南方的护神是荧惑,它的代表兽物是朱鸟,它代表的音是徵音,日干用的是丙丁。中央是土星,它的天帝是黄帝,辅佐大臣则是后土,后土执绳墨而治理四方。中央的护神是镇星,它的代表兽物是黄龙,它代表的音是宫音,日干用戊己。西方是金星,它的天帝是少昊,辅佐大臣则是蓐收,蓐收执矩尺而治理秋季。西方的护神是太白,它的代表兽物是白虎,它代表的音是商音,日干用庚辛。北方是水星,它的天帝是颛顼,辅佐大臣则是玄冥,玄冥执权器而治理冬季。北方的护神是辰星,它的代表兽物是玄武,它代表的音是羽音,日干用壬癸。太阴处在十二辰次的子午卯酉四辰次时,岁星每辰次行经二十八宿中的三星宿。
太阴处在四角相连的辰次时,岁星每辰次行经二十八宿中的二星宿。二乘八得十六,三乘四得十二,所以十二年运行二十八宿一周。岁星一天运行12分之1度,一年运行30又16分之7度,十二年环绕一周天365又4分之1度。荧惑星通常在十月进入太微垣,受天帝命令而出巡各星宿,监察无道的国家,使之有动乱、灾害、疾疫、丧亡、饥荒和战争。荧惑星的出入没有常规,自身不断改变亮度颜色,时而出现时而藏匿。镇星在甲寅年正月从斗宿部位开始运行,每年镇守巡行一个星宿。如果它应处在某一星宿时而没有处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一星宿所分野的国家就要丧失疆土;如果还不该处在某一星宿时而处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一星宿所分野的国家就会扩大疆土,粮食丰收。镇星一天运行28分之1度,一年运行13又12分之5度,二十八年环绕一周天。太白金星于甲寅年正月和营室宿一起在早晨运行出现在东方。经过240天后消失,消失120天后又于傍晚出现在西方,240天后又消失,消失35天后再次出现在东方。它出现时处在辰位、戌位,消失时是在丑位、未位。如果当它应该出现时却没有出现、不该消失时却消失了,那么天下兵戈止息。如果当它应该消失时却没有消失、不该出现时却出现了,那么天下战火燃起。辰星的运行能确定一年四季,它通常在二月春分时运行在奎宿、娄宿之间,五月夏至时运行在东井宿、舆鬼宿之间,在八月秋分时运行在角宿、亢宿之间,在十一月冬至时运行在斗宿、牵牛宿之间。它出现时在辰、戌的方位,消失时在丑、未方位,出现20天后便消失。清晨候望在东方,傍晚候望在西方。如果哪一季它没有按时出现,那么这一季就不和谐;如果一年四季它都没有按时出现,那么天下就要闹饥荒了。
什么叫八风?冬至日以后四十五天立春时条风到;条风到后四十五天春分时明庶风到;明庶风到后四十五天立夏时清明风到;清明风到后四十五天夏至时景风到;景风到后四十五天立秋时凉风到;凉风到后四十五天秋分时阊阖风到;阊阖风到后四十五天立冬时不周风到;不周风到后四十五天冬至时广莫风到。条风来临就要释放关押的轻罪犯。明庶风来临就要修整疆域田地。清明风来临就要派使者拿币帛慰问诸侯。景风来临就要给官员封爵和奖赏有功人员。凉风来临就要报德大地的恩德和祭祀四方神灵。阊阖风来临就要收起悬挂的钟磬和停止弹奏琴瑟。不周风来临就要修缮宫室和边疆城池。广莫风来临就要封闭关卡和桥梁,判决案件和执行刑罚。
什么叫五官?东方木星是主持农事的田官,南方火星是主持军事的司马,西方金星是主持刑法的理官,北方水星是主持土木建筑的司空,中央土星是官之都总。
什么叫六府?是指十二辰中的子午相配、丑未相配、寅申相配、卯酉相配、辰戌相配和巳亥相配。
太微垣是天帝的宫廷。紫微垣是天帝的住处。轩辕是嫔妃的宫室。咸池是水神的鱼池。天阿是群神的城墙。四守则主管奖赏惩罚。太微主管朱雀,紫微宫持北斗而左旋,每天运行一度而环绕周天。冬至这天在峻狼山这方位,每天运行一度,运行了182又8分之5度时正值夏至日到达牛首山这方位,然后往回走完365又4分之1度,时间正好一年。太岁纪年的开始是在斗柄指向寅的正月初一晨旦,太阳月亮一起出现在营室宿五度的部位。太岁纪年起经过76年,太阳月亮又在正月初一晨旦一起出现在营室宿五度的部位,而运行的时间没有余数,这就叫“一纪”。而二十纪,即一千五百二十年就是“大终”,这时的太阳月亮星辰又回复到以甲寅年作为纪年的元年位置。北斗日行一度,一年就有4分之1的零头数,所以经过四年就积累1461天,北斗星又回复到原来的起点位置,经过八十年,又回复到第一个始用的记日干支。
子午和卯酉分别连成经纬两条互相垂直的线。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分别组成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角,即“四钩”。东北位于由阴复阳,所以叫阳气恢复之角,西南位于由阳复阴,所以叫阳气背离之角,东南阳气不盛不衰,所以叫阳气徜徉之角,西北纯阴,阳气将萌,需号使通之,所以叫呼号疏通之角。
冬至时北斗北指子辰部位,与子午经线相合,这时阴气达到极限,阳气开始萌动,所以说冬至是给万物带来阳德的节气。夏至时北斗南指午辰部位,与子午经线相合,这时阳气达到极限,阴气开始萌动,所以说夏至是给万物带来刑杀的节气。阴气达到极限时,北至北极、下至黄泉都充满着阴气,所以这时不宜凿地打井。这时万物幽闭深藏,虫类进洞穴冬眠,所以说阳德在室内。阳气达到极限时,南至南极、上至朱天都充满着阳气,所以这时不宜平整山丘、上房顶做事。这时万物生殖繁衍,五谷开始生长,所以说这时阳德在野外。
冬至时虽阴水旺盛,但阳火也随之相伴,夏至时虽阳火旺盛,但阴水也随之相伴。所以五月火气旺盛而水气渗源出来,十一月水气旺盛而火气伴随上升。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气上升,所以夏至时空气潮湿;火气上升,所以冬至时空气干燥。空气干燥则木炭吸湿少而显得轻,空气潮湿则木炭吸湿多而显得重。冬至时井水上升,盆水也膨胀,羊脱毛和麋换角,鸟鹊开始建窝筑巢。中午树立八尺长的圭表,能测出它一丈三尺长的日影。夏至时地流黄泽,石精也冒水气,蝉开始鸣叫而半夏长成,蚊虻不咬马驹牛犊,猛禽不抓雏鸟。中午树立八尺长的圭表,能测出它一尺五寸长的日影。日影长则说明阴气强而日离地远,日影短则说明阳气强而日离地近。阴气过强则多雨水,阳气过强则多干旱。
主刑杀的阴气和主生长的阳气有七处居住地方。什么是七处居住地方?就是指室、堂、庭、门、巷、术、野。十一月份阳气在内室居留三十天,也即冬至前后各居留十五天,然后依次转移至各舍,每在一舍均居留三十天。阳气在内室时则阴气在郊野,阳气在厅堂时则阴气在街道,阳气在庭院时则阴气在巷里。阳气和阴气平衡时,它们便集合在大门。八月秋分和二月春分时,阴阳二气不盛不衰平衡相处则昼夜相等,所以说阴气阳气便集合在大门。阳气由南遍及北,万物就生长,而阴气由北遍及南,万物就萧杀。所以说阴阳二气聚合于二月春分时,万物就生长,阴阳二气聚合于八月秋分时,草木就枯死。
东北和东南两角之间各是91又16分之5度,而北斗每天运行一度,运行十五天为一个节气,产生出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斗柄指向子位时就是冬至,音律配黄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癸位时就是小寒,音律配应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丑位时就是大寒,音律配无射。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报德之维的丑寅之间,这时表示阴气已散扩到地底下。所以说距离冬至四十六天就是立春,阳气消融冰冻,音律配南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寅位时就是雨水,音律配夷则。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甲位时就是惊蛰,春雷惊动万物,音律配林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卯辰,与卯酉纬线相合,故这是春分而雷鸣发生,音律配蕤宾。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乙位时就是清明风到,音律配仲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辰位时就是谷雨,音律配姑洗。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常羊之维的辰巳之间,这时表示春季时令结束。所以说春分以后四十六天就是立夏,大风止息,音律配夹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巳位时就是小满,音律配太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丙位时就是芒种,音律配大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午位时,这时阳气达到极点。所以说立夏以后四十六天就是夏至,音律配黄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丁位时就是小暑,音律配大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未位时就是大暑,音律配太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背阳之维的未申之间,这时表示夏季时令结束。所以说夏至以后四十六天就是立秋,凉风吹来,音律配夹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申位时就是处暑。音律配姑洗。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庚位时就是白露,露水降临,音律配仲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酉辰,与酉卯纬线相合,故这是秋分而雷鸣收藏,冬眠动物开始钻进面南的洞穴,音律配蕤宾。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辛位就是寒露,音律配林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戌位时就是霜降,音律配夷则。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蹄通之维的戌亥之间,这时表示秋季时令结束。所以说秋分以后四十六天就是立冬,草木枯死,音律配南吕。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亥位时就是小雪,音律配无射。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壬位时就是大雪,音律配应钟。经过十五天斗柄指向子位时表示一年二十四节气运转完毕。所以说阳气生于子辰,阴气生于午辰。阳气生于子辰,所以冬至十一月,喜鹊开始筑巢建窝,人之阳气也运行升聚到头部。阴气生于午辰,所以五月有轻微的杀气,荠、麦、葶历这时成熟枯萎,冬天长出的草木这时一定死亡。
北斗七星中斗柄三星叫做小岁,它在正月指向寅辰时开始运行,每月从左至右运行,十二辰为一周天。咸池三星称为大岁,它在二月从卯位开始运行,每月从右至左运行,四仲为一周天,终而复始。就大岁而言,如果逆着它就会受辱、顺着它就会强盛;违反它则衰落、顺从它则昌盛。同样,小岁指向东南时万物生长,指向西北时万物萧杀;不可逆违它,只能顺从它;不可左行而只可右行。上述就是这个意思。用来确定大时四季的是大岁(咸池)的运行,用来确定小时月份的是小岁的运行。以太岁来纪年,通常是从寅辰部位开始的。从右运行,一年后移动到下一辰次,经过十二年走完一周天,终而复始。淮南王元年冬,太岁在丙子,甲午日冬至,丙子日立春。二阴一阳成阴气二,二阳一阴成阳气三。阴气二阳气三合成五行之气(水、火、木、金、土)而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二阴合一阳为三(阳数),合二个阳数(三)便得六而为六律。所以五音六律就是这样的。而五音的倍数就是十,也就形成十日干数,六律的倍数就是十二,也就形成十二地支数。所以天干是十而地支是十二(辰)。月球每天运行13又76分之28度,29又940分之499天为一个月。一年定为十二个月,这样一年就有余数10又940分之827天,所以十九年积累的余数约合七个月,“故十九岁而七闰”。
冬至日通常在子日或午日,夏至日通常在卯日或酉日。冬至的日子加上三天就是夏至的日子。而从夏至到下一个冬至则日子移迁六天。这种加三迁六现象一年一循环,周而复始。如果冬至壬午日,那么甲子受命起行主管春季,这时木气为主宰,火烟呈青色。从冬至七十二天后,丙子受命起行主管季夏,这时火气为主宰,火烟呈红色。再过七十二天后,戊子受命起行主管季夏,这时土气为主宰,火烟呈黄色。再过七十二天后,庚子受命起行主管秋季,这时金气为主宰,火烟呈白色。再过七十二天后,壬子受命起行主管冬季,这时水气为主宰,火烟呈黑色。再过七十二天一年结束,下一年庚子受命起行主管春节。每年移迁六天,按这个数字来推算,七十年又回到冬至甲子受命起行主宰春季。甲子受命的春季,应当实施仁慈和恩惠,解除各种禁令,敞开城门,疏通路障关卡,不要砍伐正在生长的树木。丙子受命的夏季,应当推举贤良之士,奖赏有功之臣,封立王侯,颁发财物。戊子受命的季夏,应当赡养老人及寡妇鳏夫,施舍黏稠米粥,广施恩泽。庚子受命的秋季,应当修缮院墙城廓,审察各种禁令,整治兵器装备,儆诫百官,惩治犯罪分子。壬子受命的冬季,应当关闭城门闾门,全面搜查外流人员,判定刑罚,处决死罪犯人,封锁关卡桥梁,禁止人员迁徙。
甲子之气干燥混浊,丙子之气干燥温热,戊子之气温热混浊,庚子之气干燥寒冷,壬子之气清冽寒冷。如果丙子之气犯甲子之气,则冬眠动物就会提早出来和春雷也提早出现。如果戊子之气犯甲子之气,则动物胎儿夭折,禽卵孵不出幼雏和虫鸟受伤害。如果庚子之气犯甲子之气,则会有战事兵祸。如果壬子之气犯甲子之气,则春有霜冻。如果戊子之气犯丙子之气,则有雷霆出现。如果庚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会发生闪电。如果壬子之气犯丙子之气,则会有冰雹出现。如果甲子之气犯丙子之气,则会发生地震。如果庚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五谷遭残害。如果壬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夏天寒冷甚至下霜。如果甲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介甲动物发育不正常。如果丙子之气犯戊子之气,则大旱和茭白枯死。如果壬子之气犯庚子之气,则鱼儿不能正常生长。如果甲子之气犯庚子之气,则草木死而复生。如果丙子之气犯庚子之气,则草木再次开花。如果戊子之气犯庚子之气,则收成或有或无。如果甲子之气犯壬子之气,则温暖如春冬天不利收藏。如果丙子之气犯壬子之气,则有流星坠落。如果戊子之气犯壬子之气,则冬眠动物在冬天会跑出洞穴。如果庚子之气犯壬子之气,则冬天响雷。
季春三月,丰隆便露面,开始行雨。季秋三月,地气向下伏藏,大自然有了收敛的萧杀之气。各种昆虫蛰伏起来,关闭门户静静地待在洞穴里。这时青女便露面,降霜下雪,施行十二时令之气,直到明年仲春二月下旬,才结束伏藏阳气而闭塞阴寒之气。女夷出来踏乐而歌,主管着上天自然温和之气,促使百谷禽鸟草木发育生长。孟夏四月,温和阳气使谷物成熟,雄鸠不断鸣叫,为天帝预报节候。因此,天如果不释放阴冷之气,则万物不能生育;地如果不散发阳热之气,则万物不能成熟。天圆地方,而道则在中央。太阳为德泽,月亮为刑杀。月刑到来则万物死亡,日德到来则万物生存。太阳如果远离山则山气就藏伏,如果远离水则水中鱼就蛰伏,如果远离树木则树叶就枯萎,这就是说太阳如果连续五天不出来露脸,就是失职,连圣人都不会高兴的。
太阳从旸谷出来,在咸池沐浴以后,掠过扶桑树木,这时叫晨明。升上扶桑树顶,于是开始启程,这时叫黎明。到达曲阿山时,叫旦明。到达水泽曾泉,正是用早点时间。而到达桑野是用午餐时间。到达衡阳山顶,正好接近中午。到达昆吾山时,日在正中。到达鸟次,这时是中午偏西。到了悲谷正是 餔时,该用晚饭了。再到西北的女纪,太阳更是偏西。到达渊虞后,已是傍晚舂米时。再到连石山时,太阳也就快要隐没了。而到了悲泉,全天行程将完,于是让御手卸车息马,悬车休息。到了虞渊,已是黄昏时分。再到蒙谷,天已黑,是黄昏之后的定昏了。这时太阳入息于虞渊水边,阳光余辉映照着蒙谷之畔。太阳每天行经九州、七舍,行程五亿万七千三百零九里,可将此分为早晨、白天、黄昏和夜晚四个阶段。夏至时阳气回落阴气上升,所以万物趋于死亡。冬至时阴气回落阳气上升,所以万物向往着而生长。白昼属阳气管辖,夜晚属阴气主管。因此,阳气为主时白天长而夜晚短,阴气为主时白天短而夜晚长。

天帝张开周天四角,北斗循之旋转,每月移动一辰,运行十二个月又返回到原出发的部位。正月斗柄指向寅辰,十一月斗柄指向丑辰,一年环绕一周,终而复始。斗柄指向寅辰,寅是万物复苏蠕动的意思,音律用太蔟,太蔟的意思是万物聚集而尚未出土。斗柄指向卯辰,卯是草木茂盛的意思,音律用夹钟,夹钟的意思是种子破壳而出。斗柄指向辰时,辰是震动万物的意思,音律用姑洗,姑洗的意思是洗旧迎新。斗柄指向巳辰,巳是万物生长定型的意思,音律用仲吕,仲吕的意思是中间充实长大。斗柄指向午辰,午是阴阳交逢的意思,音律用蕤宾,蕤宾的意思是安柔阴气将为主、阳气将宾服。斗柄指向未辰,未是阴气已长万物稍衰的意思,音律用林钟,林钟的意思是阳气将止万物衰败。斗柄指向申辰,申是万物萧杀呻吟的意思,音律用夷则,夷则的意思是阳德已去阴气杀物。斗柄指向酉辰,酉是黍成饱满的意思,音律用南吕,南吕的意思是阴气助万物成熟,大收之际。斗柄指向戌辰,戌是阳气微弱万物尽灭的意思,音律用无射,无射的意思是阴气残杀万物尚未终止。斗柄指向亥辰,亥是阳气藏匿地下的意思,音律用应钟,应钟的意思是万物应时聚藏。斗柄指向子辰,子是万物孕育滋长的意思,音律用黄钟,黄钟的意思是阳气自黄泉而出。斗柄指向丑辰,丑是阳气尚未降于万物、万物厄纽未敢出的意思,音律用大吕,大吕的意思是助阳气升腾以萌万物。而当斗柄指向卯、酉时,正好阴和阳平分、春分秋分日和夜均等。所以说,规代表阳气助万物蠢动的春天主仁主生长,矩代表阴气迁落万物的秋天主义主刑杀,衡代表阳气养万物的夏天主礼主成长,权代表阳气伏下万物终藏的冬天主智主收藏,而绳代表的中央是端直通达,所以可成为春夏秋冬四季的总根本。
道初始于混沌不分的“一”,但“一”还不能直接产生天地万物,所以要从混沌不分的“一”中分化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和合气便产生万物,因此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运行的时间以三个月为一季,所以祭祀时要以尸受“三饭”作为仪式,丧事要以“三踊”作为礼节,军事上要以“三军”作为制度。以“三”来参验计算事物,三三得九,所以黄钟的律管长九寸,以此来校正宫音的和谐程度。然后用九乘,九九八十一,这样黄钟律管的粗细和长度便确定了。“黄”是土德的颜色,“钟”是气相聚的意思。冬至时五行之气中的土气旺盛,而土的颜色是黄的,所以和冬至十一月相应的音律就叫“黄钟”。音律之数是六,分成阴阳雌雄两类,所以一共为十二律,用十二律配十二月。十二律的积数各自都可用三相乘而得之,所以设定一个首律,其余十一律逐一用三来乘,得积数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177147),这样,黄钟十二律管的积数就确定了。在所有的十二律中,黄钟定宫音,太蔟定商音,姑洗定角音,林钟定徵音,南吕定羽音。万物由(阴阳二气交合而成)“三”所产生,乐音由“五”(五行之气)所形成,“三”加“五”等于“八”,所以用卵繁殖的动物都有八窍。音律最初产生的时候是古人摹拟凤凰的鸣唱声音来确定的,所以音律隔八相生产生,黄钟定宫音,而宫音又是五音中的主音,所以黄钟在(十二辰的)子位,其律管的粗细和长度的数是八十一,主管十一月。黄钟律下生林钟律,林钟的数是五十四,主管六月。林钟律上生太蔟律,太蔟的数是七十二,主管正月。太蔟律下生南吕律,南吕的数是四十八,主管八月。南吕律上生姑洗律,姑洗的数是六十四,主管三月。姑洗律下生应钟律,应钟的数是四十二,主管十月。应钟律上生蕤宾律,蕤宾的数是五十七,主管五月。蕤宾律上生大吕律,大吕的数是七十六,主管十二月。大吕律下生夷则律,夷则的数是五十一,主管七月。夷则律上生夹钟律,夹钟的数是六十八,主管二月。夹钟律下生无射律,无射的数是四十五,主管九月。无射律上生仲吕律,仲吕的数是六十,主管四月。到了仲吕,十二律也就到此为止,不再相生了。宫产生徵,徵产生商,商产生羽,羽产生角,角主姑洗,姑洗又产生应钟,是为“变宫”,它不接近正音,因此称它为“和”音。应钟产生蕤宾,就是“变徵”,它也不合正音,因此称它为“缪”音。冬至起音接近应钟,由冬至到夏至按十二律逆序逐一配合节气,律管依次增长,所以声音逐渐变浊;夏至起音接近黄钟,由夏至到冬至按十二律顺序逐一配合节气,律管依次减短,所以声音逐渐变清。这种十二律的顺逆排列是适应二十四节气阴阳盛衰变化的。以音、律配日,就有甲子为仲吕之徵,丙子为夹钟之羽,戊子为黄钟之宫,庚子为无射之商,壬子为夷则之角,六十律(六十天)为一周。
古时候制定度量衡的标准,是从大自然的运动法则中产生的。黄钟律管长九寸,万物以“三”(和气)而生成,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所以布帛的宽幅为二尺七寸。音是隔八相生成,所以人身长一般是八尺。寻等于人之身长,所以一寻定为八尺。有了形体事物也就有了声音,音的数量是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所以布是四丈为一匹。匹是指一般人裁制衣服所需的用布量,所以裁制衣服以一匹为定制。秋分时节禾穗的芒尖长成,芒尖长成表示禾谷成熟。音律的数目是十二,所以十二根禾芒相当于一粟,十二粒粟的长度相当于一寸。十二音律与十二辰相配,五音与记日天干相配。日干数为十,所以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用这种相似法制定重量标准,十二粒粟的重量就是一分,十二分等于一铢,十二铢等于半两。衡器分为左右两边,因而将十二铢翻倍,于是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季而成一年,因此以四乘之,四四十六,所以十六两等于一斤。三个月成为一季,三十天成为一月,所以三十斤为一钧。四季合成一年,所以四钧为一石。就音律来说,一个音律可以生五音,十二音律就可以生成六十旋宫音调。以此乘以六,六六三十六,所以有三百六十音,相当于一年的天数。所以说音律历法的制定产生,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和法则。十二律中的律吕相生法是,下生是原律数乘二再用三去除;上生是原律数乘四再用三去除。
太阴纪年建元开始于甲寅年,经过一千五百二十年一终而后开始于甲戌年,三千零四十年二终而后开始于甲午年,四千五百六十年三终而后又回复到甲寅年开始建元。它每年移动一辰,立春后处于新的一辰,顺次运行在应处的辰次。在它到达某一辰的前三天或后五天,什么事情都可施行。太阴建元之时,蛰虫头朝着这个方向而居,鹊鸟也向着这个方向建造巢穴门户。当太阴在寅辰之时,朱鸟就在卯辰,句陈星在子辰,玄武在戌辰,白虎在酉辰,苍龙在辰辰。太阴运行到寅辰时,是时为建,运行到卯辰时,是时为除,运行到辰辰时,是时为满,运行到巳辰时,是时为平,主管生长发育;太阴运行到午辰时,是时为定,运行到未辰时,是时为执,主管陷损;太阴运行到申辰时,是时为破,衡星主事;太阴运行到酉辰时,是时为危,斗杓主事;太阴运行到戌辰时,是时为成,主管少德;太阴运行到亥辰时,是时为收,主管大德;太阴运行到子辰时,是时为开,大岁咸池主事;太阴运行到丑辰时,是时为闭,主管某某。
太阴在寅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摄提格。所对应的雄星是岁星,处在斗宿、牵牛宿之间,在夏历正月与斗宿、牵牛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东井宿、舆鬼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卯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单阏。岁星处在须女宿、虚宿、危宿之间,在二月与须女、虚、危三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柳宿、七星宿、张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辰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执除。岁星处在营室宿、东壁宿之间,在三月与营室、东壁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翼宿、轸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巳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大荒落。岁星处在奎宿、娄宿之间,在四月与奎、娄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角宿、亢宿与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午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敦牂。岁星处在胃宿、昴宿、毕宿之间,在五月与胃、昴、毕三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氐宿、房宿、心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未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协洽。岁星处在觜巂宿、参宿之间,在六月与觜巂、参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尾宿、箕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申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涒滩。岁星处在东井宿、舆鬼宿之间,在七月与东井、舆鬼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斗宿、牵牛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酉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鄂。岁星处在柳宿、七星宿、张宿之间,在八月与柳、七星、张三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须女宿、虚宿、危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戌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阉茂。岁星处在翼宿、轸宿之间,在九月与翼、轸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营室宿、东壁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亥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大渊献。岁星处在角宿、亢宿之间,在十月与角、亢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奎宿、娄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子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困敦。岁星处在氐宿、房宿、心宿之间,在十一月与氐、房、心三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胃宿、昴宿、毕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丑辰时,这一年的年名叫赤奋若。岁星处在尾宿、箕宿之间,在十二月与尾、箕二宿凌晨一起出现在东方,觜巂宿、参宿和它们遥遥相对。太阴在甲子年时,刑与德会合于东方宫。按“刑”以东西南北为序运动,“德”以东西南北中为序运动的规律,“德”入中宫,则“刑”迁移离开它所不胜任的方位而转移到它所应处的方位,这样“刑”、“德”会合同行四年后偏离,而偏离十六年后又会合同行于东西南北四宫。如此算来,这种离、合为期二十年。而“刑”、“德”分离的原因是“刑”运行完东西南北四宫后,按规律不能进入中宫而只能移徙到属木的东宫。太阴所居方位,记日天干为“德”表月地支(十二辰)为“刑”。记日天干为“德”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奇数日为阳日,也即刚日;乙、丁、辛、巳、癸这五个偶数为阴日,也即柔日。作为刚日的阳德凭袭自身的阳刚之气能自处其位,即甲德在甲主东宫、丙德在丙主南宫、戊德在戊主中宫、庚德在庚主西宫、壬德在壬主北宫;而作为柔日的阴德只有通过依从阳德才能运行于东西南北中五宫,即乙德从庚在庚(西宫)、丁德从壬在壬(北宫)、己德从甲在甲(东宫)、辛德从丙在丙(南宫)、癸德从戊在戊(中宫)。“刑”在卯位时,可以使原本属“木”的“寅、辰”变得像“水”辰“亥、子、丑”一样的“木”;“刑”在子位时,可以使原本属“水”的“亥、丑”变得像“木”辰“寅、卯、辰”一样的“水”;而当“刑”在戌申和巳未这二个辰位时,属“火”的巳、未二辰和属“金”的戌、申二辰都能不受“刑”的影响,各守其位。大凡诸神的运行序次和位置,以太阳为标准来确定:朱鸟在太阴所居前一辰,钩陈在太阴所居后三辰,玄武在太阴所居前五辰,白虎在太阴所居后六辰。钩陈如运行到子辰,并与子辰所对应的玄枵次中的虚星相接近,这时天地和顺平安。
十日天干中,甲为刚、乙为柔、丙为刚、丁为柔,依次类推,一直到壬为刚、癸为柔。五行中的木生于亥月,壮在卯月,死于未月,这亥、卯、未三辰都属木。五行中的火生于寅月,壮在午月,死于戌月,这寅、午、戌三辰都属火。五行中的土生于午月,壮在戌月,死于寅月,这午、戌、寅三辰都属土。五行中的金生于巳月,壮在酉月,死于丑月,这巳、酉、丑三辰都属金。五行中的水生于申月,壮在子月,死于丑月,这申、子、丑三辰都属水。五行相胜,在它们从生到死的整个时期中,生于第一个月,壮在第五个月,死于第九个月,整个时期为九个月。五九四十五,所以北斗天神四十五天迁移一时段(含三个节气,如春分到立夏)。以三辰对五行,即三应五得八,所以北斗天神迁移八个时段,正好是一年(45×8=360)。凡利用太阴刑德术来考察社会时事的关系,行事取左前方不吉利、取右后方吉利,攻击钩陈星所向星辰方位,一定战必胜攻必克。要想明白天道,应以太阳为主,太阳六个月运行完二十八宿的一半,正好对着天中的心宿,它从左环绕而行,将一年分成十二个月,如果太阴的运行和太阳的运行和合,这样天地阴阳和协,往后人间一定没有灾殃。
日行的星次是:正月日在营室宿,二月日在奎宿、娄宿,三月日在胃宿,四月日在毕宿,五月日在东井宿,六月日在张宿,七月日在翼宿,八月日在亢宿,九月日在房宿,十月日在尾宿,十一月日在牵牛宿,十二月日在虚宿。
二十八宿的赤道距度是:角宿十二度,亢宿九度,氐宿十五度,房宿五度,心宿五度,尾宿十八度,箕宿十一又四分之一度,斗宿二十六度,牵牛宿八度,须女宿十二度,虚宿十度,危宿十七度,营室宿十六度,东壁宿九度,奎宿十六度,娄宿十二度,胃宿十四度,昴宿十一度,毕宿十六度,觜巂宿二度,参宿九度,东井宿三十三度,舆鬼宿四度,柳宿十五度,星宿七度,张宿、翼宿各十八度,轸宿十七度,一共二十八宿计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
星部地名,即二十八宿的分野是:角、亢二宿对应诸侯国是郑国;氐、房、心三宿对应诸侯国是宋国;尾、箕二宿对应诸侯国是燕国;斗、牵牛二宿对应诸侯国是越国;须女宿对应诸侯国是吴国;虚、危二宿对应诸侯国是齐国;营室、东壁二宿对应诸侯国是卫国;奎、娄二宿对应诸侯国是鲁国;胃、昴、毕三宿对应诸侯国是魏国;觜巂、参二宿对应诸侯国是赵国;东井、舆鬼二宿对应诸侯国是秦国;柳、七星、张三宿对应诸侯国是周王室;翼、轸二宿对应诸侯国是楚国。二十八宿所在天区对应十三诸侯国所在地区。如岁星所在星宿,其分野地就五谷丰登。如果分野地所对应的是冲犯的星宿,其当年就有灾祸。如果岁星按常理应该到某星宿而没有按时居留,反到别的星宿去了,这就意味着其星宿的分野国国君死亡、国家灭亡。
太阴治理春季的时候,国家当政者就宜推行柔惠温和的政令;太阴治理夏季的时候,国家当政者就宜广加施予,宣明圣旨;太阴治理秋季的时候,国家当政者就应修缮兵器城防;太阴治理冬季的时候,国家当政者就应施行猛严强硬的政令。太阴三年改变一次季节,六年改动一次常规。所以人间社会三年发生一次饥荒,六年就有一次疫疾,十二年就发生一次大灾荒。
与天干相配的十区域分野说是这样的:甲代表齐国,乙代表东夷,丙代表楚国,丁代表南夷,戊代表魏国,己代表韩国,辛代表西夷,壬代表卫国,癸代表越国。与地支相配的区域分野说是这样的:子代表周朝,丑代表北翟,寅代表楚国,卯代表郑国,辰代表晋国,巳代表卫国,午代表秦国,未代表宋国,申代表齐国,酉代表鲁国,戌代表赵国,亥代表燕国。
甲乙、寅卯属木。丙丁、巳午属火。戊己居中土主四季,属土。庚辛、申酉属金。壬癸、亥子属水。它们的关系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的日子叫“义”日,母生子的日子叫“保”日;子和母投合的日子叫“专”日,母克子的日子叫“制”日,子克母的日子叫“困”日。在“制”日去攻击杀伐,即使胜利了也不会得到回报。在“专”日去从事各种事情就会取得成功。在“义”日去实施主张就会得到声望而不会失毁。在“保”日去养畜就会使万物昌盛繁荣。在“困”日去办事就会失败灭亡。
北斗之神分雌雄两神,均是在十一月从子辰开始运行。每月移动一辰。雄神向左运行,雌神向右运行。它们到五月会合于午辰,准备转向阴刑;到十一月会合于子辰,准备转向阳德。雌神行宿所居辰位总在日(太阳)行所居位置的前一辰,对日总有压迫之势,所以将雌神所居辰代表的日月称为“厌”。在“厌”的日子里不宜做任何事情。雌雄两神循天比之道从容运行,虽逆向而行,但因两神有子午辰聚会的时候,所以根据雄神的运行也就可知雌神的行踪位置,反之亦然,故将此称为“奇辰”。记数(六十干支)从甲子开头,天干地支相配成对如同母子,雌雄两神所对的天干地支互相配合,叫做“合”。十天干、十二地支相配成六十干支一周表示六十日周而复始,一年有“八合”。合于太阴经过之前辰位时,是凶年,主会死亡,合于太阴经过之后辰位时,是吉年,就没有灾殃。
雌雄两神三月甲戌之合配燕地,二月乙酉之合配齐地,十一月丙午之合配越地,十月丁巳之合配楚地,九月庚辰之合配秦地,八月辛卯之合配西戎,五月壬子之合配代地,四月癸亥配胡地。这是八大会所对应的地上区域。三月戊辰之合配某地,十月己亥之合配韩地,八月己酉之合配某地,二月己卯之合配魏地,五月戊午之合配某地,十一月戊子之合配某地……这是八小会所对应的地上中原区域。这也就是“八合”分野所对应的天下各区域。
太阴、斗杓三星、岁星、日、辰五神会合的时候,就会出现云气、风雨,国君应注意这类异常天象。天神中最尊贵者,莫过于青龙,或称之为天下,或称之为太阴。太阴所处某辰,所对应的区域的人不能违背它,而只能顺应它。北斗斗柄指向区域的对应国家,不能与之对抗。
天地设定之后,分为阴和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天地四维才能通畅。有生有死,万物才能形成。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动物中,没有比人类更高贵的,人的孔窍肢体都与天地自然相通。这就是,天有九重,人有九窍。天有四季以控制十二月,人也有四主脉以支配十二经脉。天有十二月以控制三百六十日,人也有十二经脉以控制三百六十小经络。所以办事不顺应天时,就是违反自然的生命养生原则。从冬至日那天数到下一年的正月初一,如果满五十天,百姓的粮食就充足。如果不满五十天,那么粮食一天就要减少一升;如果多于五十天,那么粮食一天就要增加一升。这可以探候出一定年成好坏的。
如岁名叫摄提格的年份,雨水来得早,秋季又干旱,稻子有病害,养蚕没有收获,而豆类和麦类长得倒茂盛,百姓口粮有四升。这一年寅在甲(甲寅)名叫阏蓬(摄提格)。又如岁名叫单阏的年份,全年气候和顺,稻子、豆类、麦子和蚕都长得茂盛。百姓口粮有五升。这一年是卯在乙(乙卯)名叫旃蒙(单阏)。又如岁名叫执徐的年份,春季旱、秋季涝,这样造成小的饥荒;同时蚕又孵化不出,而麦子倒成熟,百姓口粮有三升。这一年是辰在丙(丙辰)名叫柔兆(执徐)。又如岁名叫大荒落的年份,会有小规模的战争,蚕有小的收成,麦子长得茂盛而豆类有病害,百姓口粮有二升。这一年是巳在丁(丁巳)名叫强圉(大荒落)。又如岁名叫敦牂的年份,当年大旱,蚕有收成,稻子有病害,豆类和麦子倒长得茂盛,禾苗没有长成,百姓口粮有二升。这一年是午在戊(戊午)名叫着雍(敦牂)。又如岁名叫协洽的年份,会有小规模的战争,蚕丰收,稻子长得茂盛而豆类和麦子没有成熟,百姓口粮有三升。这一年是未在己(己未)名叫屠维(协洽)。又如岁名叫涒滩的年份,全年气候和顺,常有小雨降落,蚕丰收,豆类和麦子长得茂盛,百姓口粮有三升。这一年是申在庚(庚申)名叫上章(涒滩)。又如岁名叫作鄂的年份,会有大规模的战争,闹疾病瘟疫,蚕没有收成,豆类和麦子没有成熟,禾苗受虫害侵袭,百姓口粮有五升。这一年是酉在辛(辛酉)名叫重光(作鄂)。又如岁名叫掩茂的年份,全年会有小的饥荒,并会发生小规模的战争,蚕没有收获,麦子没有成熟,而豆类长得茂盛,百姓口粮有七升。这一年是戌在壬(壬戌)名叫玄黓(掩茂)。又如岁名叫大渊献的年份,当年会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大的饥荒,蚕能孵化出来,但豆类和麦子生长不好,禾苗受虫害侵袭,百姓口粮有三升。又如岁名叫困敦的年份,年中有大雾,发洪水,但蚕、稻子、麦子却丰收,百姓口粮有三升。这一年是子在癸名叫昭阳。还如岁名叫赤奋若的年份,当年会有小规模的战争,春季雨水多,蚕孵化不出,稻子有病害,豆类生长不好,麦子倒长得茂盛,百姓口粮有一升。
以朝夕确定东、西方向是:(夏至时面南)先在早晨树立一标竿(第一标竿)于东面作为观察基点,然后手持另一标竿(第二标竿)在第一标竿后(左)十步处配合参照观测,当太阳日升在东北角时,调整手中的标竿,使两标竿(第一、第二标竿)和太阳处一条直线,两标竿的重叠日影投向西南方时就可将手中的标竿(第二标竿)固定下来。到太阳日落于西北角时,又手持一标竿(第三标竿)在第一标竿的东面,以西面第一标竿为参照观测,使太阳和两标竿(第一、第三标竿)处一条直线,两标竿(第一、第三标竿)的重叠日影投向东南方时,将手中的第三标竿尽可能地固定在第二标竿的正南方,这样就可以测定出正东、正西的方向来了,即第二、第三标竿间的垂直线的中点与西面第一标竿的连接线的两端就分别指向正东和正西。冬至时,太阳从东南方升起,向西南方落下。在春分和秋分时,太阳从正东升起,正西落下。夏至时太阳从东北方升起,向西北方落下。冬至夏至日太阳在正午(子)的位置正好是正南和正北。
要想知道大地东西南北的宽广度,可以树四根标竿组成每边长一里的正方形。在春分或秋分之前十多天,从正方形北前后两根标竿配合看观测刚出现并升临地平线的太阳,以观测随季节变化的太阳日出方位是否与节候相符,如相符合,则说明北前后两根标竿与太阳处同一条直线,然后立即用正方形南前后两根标竿配合着观测太阳,用太阳与南后标竿连线和南北前标竿连线相交的有关数值作为除数,去除南前后标竿的距离,除南北后标竿的距离,从而知道从此地到大地东极的距离了。假定测得出的日出时入前表数(即太阳与南后标竿连线和南北前标竿连线相交的有关数值)为一寸,这一寸就相当于一里,一里合一万八千寸,这样便可知道从观测点到大地东极的距离是一万八千里。用同样的方法观测太阳西落时的入前表数(根据上述,这里是方法相同、方向相反)假定为半寸,那么半寸就相当于一里。用半寸除一里(所合寸数),得三万六千里。此数就是从观测点到大地西极的距离。将东西两极的距离加起来,也就是大地东极到西极的距离了。如果还没有到春分时标竿与太阳成直线,或已到秋分时标竿与太阳不成直线,这说明观测点偏南。如果还没有到秋分时标竿与太阳成直线,或已到春分时标竿与太阳不成直线,这说明观测点偏北。如果春分、秋分时标竿与太阳成直线,说明观测点处南北正中点。如果处南北正中点来测南北极的距离,可以从南后标竿(西南方)朝北前标竿(东北方)观测太阳:夏至那天当太阳初升时,当南后标竿与北前标竿和太阳三者成一条直线时,观测的结果和从北后标竿经北前标竿向东观测日(太阳)成直线时测得的结果相同。测得的正东方距离是一万八千里,那么从南北正中点到北极的距离也是一万八千里。这个数乘上一倍,也就是南北极相距离的数,也即是三万六千里。假如不是处南北正中点来测量,而是处中点偏南或偏北来测量,那就可根据太阳和南后标竿连线进入或偏出北前后标竿连线和南北前标竿连线的多少来获得。如两连线相交点入一寸,入一寸则距离减少一里;如两连线相交点出一寸,出一寸则距离增加一里。
要想知道天的高度,可以在南北相距一千里的地方各树高一丈的标竿,在同一天测得它们的日影。北标竿日影长二尺,南标竿日影长一尺九寸,由此可知向南一千里则日影短一寸,向南二万里则没有日影,也就是正处太阳的正下方。已知一丈高的标竿得到二尺长的日影,其比例是1∶5,用观测点向南到太阳正下方的里数(二万里)乘以五,得十万里,这就是天的高度。如果使标竿的高度与日影的长度相等,那么天的高度与标竿至日下的距离相等。


有人说:“所谓无为,就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拉他他不来,推他他不去。像这样子,才叫把握道的原则。”我则不是这样认为。
试问:“像那神农、尧、舜、禹、汤,可以称圣人了吧?”明白道理的人肯定不会作否定的回答。从这五位圣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是“无为”的,这是十分清楚的。远古时候,人民吃野菜、喝生水,采树上的果实充饥,吃生的螺蚌肉裹腹,经常得疾病和受到有毒食物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神农便开始教导人民播种五谷,观察土壤的干燥潮湿、肥沃贫瘠、地势高低,看它们各适宜种什么样的农作物,神农还品尝百草的滋味、泉水的甜苦,让人民知道怎样避开有害的东西、趋就有益的事物。这个时候,神农一天之中要遭受七十余次的毒害。尧帝确立奉行孝慈仁爱,对待人民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他亲自西临沃民国,东至黑齿国,北到幽都,南达交趾。他将?兜流放到崇山,把有苗迁徙到三危,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又在东方的羽山将鲧杀死。舜帝建造了房屋,修筑了土墙,用茅草、芦苇盖屋顶,使人民不再住野外穴洞,都有了房屋家室。他又去南方征讨作乱的三苗,死在去苍梧的途中。夏禹冒着暴雨、顶着狂风,疏导江河,凿通龙门,开辟伊阙,修筑彭蠡湖堤防,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奔忙在河道、平原、丘陵、沼泽,随着山势砍削树木作记号,平整土地、治理水域,这样安定了一千八百个国家。商汤起早摸黑,用尽智慧思考国家大事;减轻赋税,使人民能过得宽松富裕;布施德惠,以救济贫困;凭吊死者,又宽慰病人,供养孤儿寡妇。因此人民亲附汤王,使政令能顺利执行。在这样的德政下,汤王在鸣条整治军队,把夏桀围困在南巢,谴责夏桀的罪行,然后把他流放到历山。这五位圣王,都是天下威望很高的君王,他们劳累身体,绞尽脑汁思虑国事,为人民兴利除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捧一爵酒,脸上不会显出吃力的样子,但要提起一石重的酒樽,就非得出汗不可,更何况现在是承担天下的忧虑、担负海内外的事情呢?这一副担子要比一樽酒重得多啊!再说,作为圣人又不以自己低贱为耻辱,而倒是为不能实行“道”而惭愧;作为圣人不以自己寿命短而忧虑,而倒是忧虑人民百姓的穷苦困窘。所以夏禹治水,是拿自己的身体为牺牲,在阳盱河边祈祷神灵消除灾难;商汤时干旱,汤王在桑山之林祈祷,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为牺牲求苍天降雨。圣人忧虑人民的疾苦的事明摆在那里,还要说他们“无为”,这难道不荒谬吗?
且说古代拥立帝王,不是为了奉养其物欲;圣人登上君位,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安逸享乐。这是因为天下出现以强凌弱、以多欺少、以诈骗愚、以勇侵怯、满腹经伦不肯指导别人、积财满堂不肯给济别人的现象,所以才拥立帝王来使天下团结平等;又因为天子帝王的聪明才智不足以普及遍照天下海内,所以又设置三公、九卿来辅佐帝王天子;还因为遥远异邦、偏僻地区无法承受到帝王天子的德泽,所以又分封诸侯来教诲那里的民众。以尽量做到地势无不利用、天时无不协调、官吏无不尽职、国家无不获益,所以使饥寒的百姓得以温饱,老弱病残得以供养,劳累疲倦得以休息。如果再从平民百姓出身的人来观察,可以发现:伊尹曾以烹调技术取得商汤的重用,吕望是由操刀屠牛入仕周朝,百里奚曾多次被转卖为奴,管仲曾被捆绑拘捕过,孔子长年周游列国,家中的烟灶也没熏黑过,墨子四处奔走,炕席都从没坐暖过。这些说明,圣人们不怕山高河宽,甘愿吃苦蒙受耻辱来谋得君王的信用,他们并不是为了贪图利禄、羡慕地位,而是一心想要为民谋利、为民除害。曾听说过古书上这样说:“神农憔悴,尧帝清瘦,舜帝脏黑,而禹王手足长茧。”由此看来,圣人君王为百姓忧虑劳累也实在厉害。所以从天子帝王到平民百姓,想不动手不抬脚,不费心思不用思虑就能将事情办好,欲望得到满足,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依着西高东低的地势,所以江河流水也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但这必须要经过人对江河的治理疏导,才能使水顺着河道向东奔流;禾苗庄稼在春季生长发育,但必须要人加以耕耘管理,到秋天五谷才能丰收。假若听任水自流,待苗自长,那么鲧和禹的功绩也就无从建立,后稷的智慧也就无用。所以我所说的“无为”是指个人的意志思想不能掺杂到普遍真理之中,个人的嗜欲不能影响干扰正确规律之中,人要遵循事理来做事,根据实际情况来成就事业,权衡依顺自然之势,而巧伪奸诈不得参与其中,事情成功了不夸耀,功业树立了不占为己有;并不是说感触你也毫无反应,有压力也无动于衷。而那种用火去烘烤井水,将淮河水引上山岗浇灌,这些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违背的是自然规律,所以这也被称之为人为做作。而像在水中乘船,在沙地行走用鸠车,在沼泽地行走用秄,在山地行走用蔂,夏天疏通沟渠,冬天开挖池塘,顺高地造田,在低洼处开掘河塘,这些做法就不是我所指的人为做作。
圣人处事,具体行为虽不同,但都合于事理,他们所采取的路数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结果都相同;他们挽存危亡安定倾覆的目的是一致的,心里总是不忘记为人谋利。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过去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很哀伤,就从鲁国出发赶路十天十夜,脚上打起一层层的老茧也不肯休息,撕下衣衫布包裹一下又向前赶路,到达楚都郢城,马上拜会楚王,说:“我听说大王您要兴兵攻打宋国,您是估计一定能攻占宋国后才决定攻打的呢?还是要使民众劳苦、损兵折将、蒙受被天下指责为不义的名声、却得不到尺寸之地,仍还进攻的呢?”楚王说:“如果必定占领不了宋国,又要蒙受不义之名声,我为什么还要进攻呢?”墨子说:“我看您大王一定是既得不到宋国又必定是名誉受损的。”楚王又说:“公输现在是天下有名的工匠,由他来制造云梯这种器械来攻宋城,为什么不能取胜?”墨子回答说:“请让公输假设来攻城,我来防守,演习一下。”于是公输般摆开器械来攻城,墨子也摆出守城的阵式和装备,公输般连攻九次城,被墨子打退九次,始终攻不进城内。这样使得楚王只得息兵,停止对宋的进攻。段干木辞退官职隐居在家,魏文侯乘车经过段干木居住的里巷门外时总要起身扶轼表示敬意。文侯的仆人就问了:“我们每次经过这个地方,大王您为什么要这样起立扶轼表示敬意?”魏文侯回答说:“因为段干木居住在这里,所以我要起立扶轼表示敬意。”仆人说:“段干木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大王您这样表示敬意,不是有些过分了吗?”魏文侯回答说:“段干木不追求权势名利,胸怀君子之道,却隐居在这鄙陋的巷子里,而他的名声又传遍天下,我怎么敢不起立扶轼表示敬意呢?段干木因拥有高尚德行而扬名,我却靠君王的权势而荣耀;段干木富于正义,我却富于财物。但地位权势比不上高尚品德,财物也比不上正义。现在让段干木拿德行道义来换我的权势财物,他是不愿意的。我都每次闷闷不乐对着自己的影子而忧思惭愧,你怎么能轻视他呢?”后来,秦国打算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庾劝告秦王说:“段干木是位有名的贤人,魏文侯以礼对待他,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诸侯也没有不听说的,现在我们发动军队去攻打魏国,岂不是妨害了道义?”于是秦王只得息兵,停止攻打魏国。墨子疾行千里,为的是楚、宋两国安定;段干木闭门不出,也为的是安定秦、魏两国。他们一个是千里奔走、一个是隐居不出,表现出的行为路数各异而目的相同,即保存国家,这就叫做殊途同归。现在人们去救火,提水往失火地点赶去,有的人用瓮,有的用瓴,有的用盆,有的用盂,其工具的形状也各异,或圆、或方、或尖、或椭,提水的数量也不一样,但赶着去灭火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秦、楚、燕、魏四地的歌曲音调不同,但都令人快乐;九夷八狄各族人的哭喊,声音不同,但表达的悲哀却相同。这唱歌表达欢乐,哭泣反映悲伤,这都是内心世界积郁着的感情的外在流露,也一定有什么东西触发了他们。而圣人内心日夜思念着为民谋利,故他的恩泽遍及也必定功效很大。
世俗日益颓废衰败,非议学习的人也很多,他们认为“人生性各有长短,就像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一样,这都是自然生成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但我倒不是这样认为的。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就像人是人、马是马,筋骨形体都是天生的,确实无法改变。但以此论证事物不能改变就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当马还是马驹未加调教之时,它是扬蹄蹦跳,翘起尾巴奔跑,人不能控制它,它用牙咬人足以咬烂人的肌肉、骨头,用蹄踢人足以踢破人的头颅、胸膛。但等到养马人驯服它后,优秀御手调教驾御它后,给它套上轭头、系上缰绳后,那么就是让它经历险境、跨越壕沟,它都无法躲避。所以它作为马的形状是无法变成其他牲畜;但经过驾御、调教,那就可以改变它的野性。这无意识的马尚且能通过人意志的贯彻,经过调教而改变它的野性,使之驯服有用,更何况有意识的人呢?再说那天生正直、本性善良、发愤而成就仁德、慷慨而成全正义、天性令人喜悦,不必学习便可和道相合,这样的人也只是尧舜、文王少数几位;而那些沉湎于荒淫之中、无法用道德来教化、不可以德仁来晓喻、严父都不能使他正派、良师都不能使他感化,这样的人也只是丹朱、商均少数几个。肤色细腻、牙齿洁白、体态柔美、骨架均称、不施粉脂就能让姿态容貌迷人的,也只有西施和阳文。而缺牙斜眼歪嘴、鸡胸驼背,即使用白粉扑面、黛青画眉也不能变美的,也只有嫫母和仳倠。而大部分的人是上不及尧舜那样圣明崇高,下也不至于像商均那样卑鄙不屑,漂亮也比不上西施,说丑也不至于像嫫母,这些芸芸众生都是能教化开导的,训导美化的。而且,虽然有儿子杀父亲的逆子存在,但天下的父母并不因此疏远自己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杀父亲的还只是少数,大多数子女还是敬爱父母的。同样,儒生中也有邪僻之人,但先王之道却始终不曾废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躬行先王之道的人还是多数。现在如果因为学习者有过错而就此非议求学之人,这就好像一次被饭噎住便永远拒绝进食,一次绊倒摔疼就一辈子不走路那样,这是糊涂的表现。
现在对良马,不需马鞭、马刺,它也能行走;而对弩马,你即使用两副马刺它也不前进。如果因为这样而不用马鞭、马刺来驾御所有的马匹,那就愚蠢了。那懦夫手持利剑,砍也砍不断、刺也刺不深;而等到勇士上阵,只需捋袖挥拳一击,便会将对手打得肋骨折断、身体受伤,因此就抛弃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而空手搏斗,那就荒唐了。所谓这些说法,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性的。现在如果不是说到天上,就是说到地下,这就叫走极端的偏激之言,这样论述问题,哪里还能做到公正公平?亭历是冬天生长,但人们都说植物冬天枯死,这是因为冬天枯死的植物多;荠麦是夏天枯死,但人们都说植物夏天生长,这是因为夏天生长的植物多。长江、黄河曲曲弯弯,有时向南有时向北,但人们总还是说长江、黄河向东流;摄提(岁星)、镇星(土星)、日、月向东行,但人们总说它们向西移:这是根据大概的情况而说的。胡人中也有聪明灵巧的,但人们总说胡人横蛮不讲理;越人中也有愚钝的,但人们总说越人灵敏轻巧:这是就大多数而言的。再说,尧眉间呈八种色彩,九窍畅达而公正无私,只需说一句话就能使万民齐心;舜眼中有两瞳仁,因而有特异的眼力和判断力,所以做事有法度,出口成章;禹的耳朵有三个孔道,因而他无所不通,所以能兴水利除水灾,疏通黄河,引导长江;文王生有四乳,这是仁爱的表现,所以天下归顺他,百姓亲附他;皋陶生着马嘴,这是诚实的象征,所以他判案决断清楚公正,明察人间真情;启从母亲所化的石头中生出,契从鸟蛋中产生,苍颉生下来就能写字,羿左臂修长而善于射箭。像这九位贤人,隔千年才出现一个,但人们还是希望他们能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出现。现在有不少人既无“五圣”那样的天赋,又无“四俊”那样的才能,却想放弃学习而只靠本性天赋,这就好像丢弃船只靠踩水渡江渡河一样。那纯钩、鱼肠宝剑刚出模子的时候,砍东西都砍不断、刺东西也刺不进;但等到在磨刀石上磨过之后,宝剑的锋刃就锐利了,可以下水砍断龙舟,上岸刺死犀牛。明镜刚从模子里出来的时候,也朦朦胧胧照不出容貌身影来;但等到用玄锡拭擦,白毡磨亮后,人的鬓发、眉毛、毫发都能照得清清楚楚了。那学习,也正是人的细磨石和玄锡,然而有人却说学习无用,这种说法的根据是错误的。
聪明人的短处,就不如蠢人的长处;贤人的不足,就不如众人的有余。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炼,刻型雕镂技法,错综的纹理,精巧的文饰,别具匠心,其中的微妙就是尧舜这样的圣人都望尘莫及。蔡地的少女、卫地的姑娘,编织红色绶带,相杂奇异的色彩,隐抑的墨黑底色,突显着红色花纹,这种手工艺,就是禹汤的智慧也比不上。苍天覆盖着、大地承载着,包含在天地四方之内、寄托于时空之中,由阴阳两气化生出的各种动物,都含有血气精华。它们有的长着利齿,有的长着犄角,有的长着前爪和后趾,有的振翅飞翔,凶猛搏击,有的用足行走,有的蠕动爬行。它们高兴时就结聚在一起,恼怒时又互相撕咬争斗;它们看到有利就趋就,遇到灾害就躲避。这些情况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好恶,但它们的求生本能、趋利避害的特点则与人类没什么两样。然而,尽管它们爪牙锋利,筋骨强健,但仍然不免被人类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知识不能沟通,它们的力量不团结,各自只具备着那些自然形成的本能而无法再接受后天、外界所给予的东西(如教育学习),所以在与其他生物体(如人)较量、竞争时常常是力气用尽而导致败亡。大雁是顺着风向飞行以爱惜自己的体力,衔着芦苇飞翔来防备带有丝绳的飞箭的袭击;蚂蚁知道打洞堆成土堆,獾貉会挖掘曲折的洞穴,虎豹知道栖身在茂密的丛林中,野猪的窝内有草垫着,用树枝掩遮着;它们的洞穴一处挨着一处,就像人的房屋鳞次栉比;它们用这些洞穴来阴天避雨、晴天蔽日:这就是鸟兽们的智慧,以求得符合它们生存的利益。现在如果让一个人生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地区,又长在穷困破烂的人家,成年了没见过兄长,儿少时就失去父母,也从没见过礼节,更没听过有什么先贤古事,独自困守在破烂的小屋里足不出户,这样即使他天性并不愚笨,但他所知道的事情必少得可怜。过去苍颉发明文字、容成制定历法、胡曹创制衣服、后稷耕种庄稼、仪狄首创酿酒、奚仲发明车子。这六个人都有各自神奇的本领,又有圣明聪慧的事迹,所以每人都有一项创造发明留传后世;但他们不能做到一人就兼有六项发明,只是因为他们只是各发挥自己的才智,重视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并竭力想完成他们各自的目标,这样就终于成功了,也为天下人带来了生活便利。现在如果让他们六位发明家换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那么他们的专长和聪明才智就无法显示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物类太多,一个人的智力无法覆盖、驾御一切。周王朝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是很多人都在学习研究他们开创的行业;当代的人,没有一人具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人们都懂得六位贤才的技艺和方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通过教导学习训练代代相传,使得六位贤才的知识技能能流传下去、传播开来。由此看来,学习是不能停止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那些盲人,眼睛不能分别白天黑夜,不能辨别白色黑色,但是盲乐师弹琴拨弦,有时并弦双弹,有时上下移手,有时一张一弛,有时抹拂挥拨,动作飞快,指法纯熟,不会弹错一弦;如果换上从未弹奏过琴瑟的人,即使有离朱那样的好眼力,有攫掇那样的灵敏双手,面对琴瑟也不知怎样摆弄手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期的练习使音乐师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弓靠檠矫正以后才得以协调,剑靠磨石磨砺以后才锋利无比。坚硬无比的玉,可以被雕镂成各种动物,有头有尾,形态逼真,靠的就是?诸的作用;笔直的木头被弯曲成车轮,其圆曲弯度又符合圆规的要求,靠的就是?括的作用。诸如像唐碧?力之类的硬石都可以刻镂制作成有用的器物,又何况人的思想呢?况且人的思想精神纤微而畅和,能够迅速变化,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云腾风行一样,你想怎样运用就能怎样运用。而君子又能够精益求精不断磨炼拭擦自己的心境,砥砺自己的才干,使精神修养到与道相通的境界,以便观览万物,贯通事物的壅塞处,看清弄明白事物的发展线索,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空,逍遥遨游于尘世之外,超然脱俗地离世独立:这就是圣人精神活动的境界。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和境界,那么还可以做到安闲幽处,宁静思虑,鼓琴读书,追思观察上古先王之道;与贤才为友,研讨论辩,每天以此为自娱;探索人间世事,分辨曲直是非,衡量得失,以此来观察祸福的由来变化;设立仪表法度,作为效法的原则,穷究“道”之本末,推究事物的实情,确立正确观念、废除错误观点,让后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死后留下功业,活着有荣耀的名声。像这样的学习修养境界,一般人都能做到的。然而就是这种境界也没人能做到,这是因为这些人偷懒松懈、不学荒废的缘故。贫瘠地区的人大多有心计,这是因为长期的辛劳却又难以脱贫造成的;肥沃地区的人大多不成才,这是因为太安逸而不发奋的缘故。由此可见,聪明人无所作为,倒不如笨人勤奋好学。从君王、公卿到普通百姓,不自强不息而能事业有成的事情,这在天底下还没发生过。《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所以君子有志于正道,趋访明师;激励气节以使高尚,脱去世间的俗气。怎么能说明这点呢?从前鲁国的南荣畴为圣人之道偏偏在自己身上衰亡而感到羞耻,于是不顾霜露的沾湿,穿着草鞋奔跑,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行走千里,脚上磨出厚厚的老茧也不敢休息,到南方拜见老子,接受老子的一句教诲,精神豁然开朗,茅塞顿开,高兴得如同饿汉得到猪羊牛美食一样。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光辉照明四海,名誉流传后世,豁达得能容下天地,锐利得能明察秋毫;称颂他的美言,世代传扬。这就叫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吴王阖闾和楚昭王在柏举开战,楚国的一个叫大心的莫敖官,按着他的御手的手说:“今天我们抗御强敌,冒着利剑和箭石的袭击,奋勇作战乃至牺牲生命,终究会取得胜利的,能让人民太平、国家保全,我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吧?!”说完就命令驾御手驾车冲入敌阵,不打算生还,最终被敌军剖了腹砍了头,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为国壮烈牺牲。申包胥看到大心这样子,心想:如果像大心这样竭尽力气冲入敌阵,就是杀得敌军伏尸血流,也不过只起到一个士卒的作用;不如屈辱身份,言辞卑恭,向诸侯求救。于是就身背干粮,赤脚上路,登上陡峭的山峰,趟过深溪,泅渡湍急的河流,越过津关,翻越蒙笼山,又在沙石滩里艰难行走,走得从脚掌到膝盖都磨起厚厚的老茧,七天七夜赶到秦国朝廷。他在朝廷外不吃不睡,独自站着,昼夜不停地啼哭,弄得脸色昏黑,泪水纵横,终于见到秦王,对秦哀公说:“吴王像凶残贪婪的野猪和长蛇,正在慢慢地吞食中原各国,他的暴虐计划从楚国开始实施。我国的国君已经丢失了都城社稷,在野外避祸。老百姓们流离失所,男女老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楚王特派我来向大王告急。”秦哀公于是出兵车一千辆,步兵七万,交子虎率领,越过关塞向东进发,在浊水之北攻打吴军,果然大败吴军,保存了楚国。申包胥的功绩被保存在庙堂之内、记载于楚国大法之中。这就是叫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
身高七尺的人,心里知道忧愁劳苦,肌肤又能感知冷暖疼痛,在这点上,人的性情大致相同。而圣人知道时机难得,事业可以追求,所以他们身心劳累,诚惶诚恐,不避烦难,不惧危险。听说子发率兵作战,前进如同离弦之箭,聚集如同雷鸣闪电,分散如同清风飘雨;圆阵中规,方阵中矩;破敌攻阵,没人能抵挡得了。野战必胜,攻城必克。他并不是轻身而乐死,而是前面有事业在召唤他,于是也就将利害生死抛于脑后,所以他树立起来的威名也就不易废弃。这就是自强不息而终于成功的表现。因此,耕田者不勉力,谷仓就不会盈满;官吏不勤奋,思想就不会专一;将相不图强,功业就不会成功;侯王如懈怠,死后就不会有好名声。《诗经》就这么说:“我驾上青黑骏马,六根缰绳柔软如丝,不停地奔跑驰骋,忠诚地讨教良谋。”这说的是人有所追求。
精通事物的人,是不能用诡怪来惊吓他的;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奇异来惊动他的;明察言辩的人是不能用虚名来迷惑他的;审察物形的人,是不能用假象蒙骗他的。世俗之人,大多是崇古而贱今的,所以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人们乐意接受他们的学说主张。乱世的昏庸君主,总要将自己所有一切的由来粉饰得高深莫测,以此来抬高自己;而求学者被他们的观点所迷惑蒙蔽,尊崇他们听到的传闻,便聚在一起正襟危坐地称道着,挺直颈脖诵读着。这就说明这些人分辨是非的界限不明确。没有了规矩,即使是奚仲也无法凭他的技艺来确定方圆;没有了准绳,即使是鲁般也无法凭他的技术来确定曲直。所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拉断琴弦、砸破琴瑟,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欣赏他的琴技乐曲了;惠施死后,庄子就停止了辩论,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同庄子谈论了。项托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孔子则也有听项托说话的气度。假如项托这样年龄的少年,向乡里的长者发表议论,那恐怕他躲避长者的拐杖敲打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说明发表自己的主张?过去,墨家信徒谢子会见秦惠王,秦惠王听了谢子的话后很高兴,他去征求唐姑梁的意见,唐姑梁说:“谢子,这人是山东地区有名的巧辩之士,他有意以诡辩学说来讨好太子。”秦惠王信以为真,便心怀怒气等着改日见谢子。第二天,秦惠王和谢子又见面了,但就是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谢子前后两次说话的内容一样,秦惠王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说明秦惠王听话的前后心态不一样了。弹琴的人把徵音变成了羽音,这不是琴弦的过错;品味的人将甜味当成苦味,这不是味道的过错。楚国有个人煮了猴肉请邻居来吃肉,邻居家都以为是狗肉,吃得都十分香美;后来听说是猴肉,就纷纷蹲在地上呕吐起来,把吃进的猴肉都吐了出来:这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知狗肉和猴肉的味道之区别。邯郸有个乐师创作了一首新歌,假托是李奇创作的,人们也就纷纷跟着学唱,后来了解下来不是李奇创作的,也就不再去唱了:这说明这些人根本是不懂音乐的。有位鄙陋之人得到一块玉璞,喜欢它的形状,以为是宝贝将它收藏起来;后来又拿给别人看,别人以为是块普通石块,于是这位鄙陋之人就将这块玉璞扔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玉与石的差别。所以心中有是非标准,就会尊重实情,将古今看成一样的实情来辨别;心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就会只把来历久远的东西当宝贝。这就是卞和在荆山下为人们不识美玉而啼哭出血的缘故。
现在有一种磨去棱边花纹、卷曲了锋刃的宝剑,如果有人声称此剑曾是楚顷襄王佩带过的古剑,那么社会上尊贵人士也必定拿着佩带;现在有一种琴声走调、琴身歪斜破损的琴,如果有人声称此琴曾是楚庄王弹奏过的古琴,那么社会上富贵人家的妻妾就会争着弹奏。苗山出产的羊头刀矛,虽能在水中砍断龙舟、在陆地能刺穿犀皮铠甲,但就是没人佩带它;山中桐木制成的琴瑟、山涧梓木做成的琴身,虽然音色雅正优美,音调清脆和谐,但师堂、伯牙这样的名乐师就是不愿弹奏。通达事理的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佩带宝剑只期望它锋利,而不期望它是墨阳、莫邪那样的名剑;他们骑马只期望它日行千里,而不期望它是骅骝、绿耳那样的名马;他们弹琴只期望琴声雅正和谐,而不期望它是滥胁、号钟那样的古琴;他们诵读《诗》《书》只在于能通晓事理、明白道理,而不一定非选《洪范》《商颂》这样的古籍。圣人对是非的分辨就像眼睛对黑白的分辨,耳朵对清浊音的分辨一样。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心中没有任何主见而盲目接受,就好比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给父亲上坟,只是按照礼节哭祭父亲,内心世界却不会产生对父亲的哀悼。所以孪生兄弟长相一样,也只有当母亲的才能分清;同样,玉和石头,也只有优秀的工匠才能鉴别;书传这样的典籍,也只有圣人能够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现今如果拿当代圣贤的着述,托名是孔、墨的经典,那么那些读书不多的弟子们就会恭恭敬敬地去学习和接受。所以,美女并非一定要像西施一类的,通达之士也并非一定要像孔、墨之类的。只要能明白事理、通晓事物,因而能着述阐明自己的思想体会,以能启发世人的智慧即可;如果能得到头脑清楚明白的士人,心中有高明透彻的见解,能观照各种事物,不以古今的差异来改变自己的主见,并能将书中的宗旨思想阐述清楚明白以指示他人,那么即使死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从前晋平公命令乐官铸造一口乐钟,钟铸成以后拿给师旷鉴定。师旷鉴定后说:“这钟音不调和。”晋平公说:“我拿给乐师们看过,他们都说钟音协调,你却认为不调和,这是为什么?”师旷回答道:“如果将来真的无人懂音律乐理,这钟是否音调协和也就会被放在一边,但如果将来有人懂音律乐理,那么也就一定能鉴别出这钟音是不调和的。”所以师旷希望要把这钟音调好,这是因为他认为后世一定有人懂音律乐理的。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和我德行相同,春秋五霸和我智力相等,他们偏偏享有名实相符的“圣智”声誉,而我却在乡里穷巷中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专心致志修炼学习树立情操气节,而我们这些人是放荡散漫、悠惚蹉跎。
现在如果让毛嫱、西施这样的天下美女嘴里衔着腐鼠、身上蒙着刺猬皮、穿上豹皮衣、腰间缠着长长一条死蛇,那么就是那些身穿普通衣服的平民百姓路过她们身边时,也不会对她们正视一眼却掩鼻而过。现在试让她们洒上香油、容姿妩媚、戴上发簪耳环、穿着精致的丝织衣裳、披着齐地生产的细绢、面敷脂粉、眉涂青黛、佩戴玉环、步态轻盈、佩持香草、眼传秋波、抿然一笑、目光流转、张口欲笑、皓齿微露、酒窝颤动,这时即使是些庄重严傲的王公大人,也无不花心萌动,被她们的姿色所惊喜。而如今那些才智一般的人,却又蒙受愚惑之智和玷污不良品行,不学习本业和钻研道术,这怎么能够没有令人掉头捂鼻的丑态呢!
现在那些踩着鼓点的跳舞者,身体旋转如同轮环,弯绕磨地,盘旋柔美,动作随曲转而变化,轻盈美丽如同仙女下凡;身段像飘风中的秋药那样纤弱、乌黑的长发像旌旗在风中卷曲和舒展,舞步疾速如同惊飞的仙鹤。那些表演爬竿技艺的杂技高手,有人在下举着梧桐礗树的木竿,其他人跃攀上木竿,在弯曲的支竿上表演。有时像猿猴那样腾空纵跃到另一支竿,有时像蛟龙那样屈伸自如,有时像飞燕那样飞落枝头;杂技高手手持大木条,盘旋起舞,像飞龙腾云驾雾,似飞鸟集积树林;搏击抓取,极尽变化,疾速跳跃,眼花缭绕。这时观众无不为他提心吊胆,心惊脚软,他们却慢慢下来,面带微笑,更换衣服再表演擢舞。这些跳舞者并不是天生有着柔软身段,这些杂技者也不是生来就身手轻捷矫健,而是经过长期训练积累慢慢纯熟才达到这种出神入化的程度的。这就像树木的生长,每天是看不出它增高长大的,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它长高变粗了。磨石能磨砺坚硬的金属物,但看不出磨石自身的磨损,但时间一长则发现磨石变薄了。藜和礚的生长,每天能看到它像虫那样在蠕动,长高,但长得如此快的藜和礚却不能用来做栋梁;而那些楩木、楠木、豫章,需要七年时间才能发现它们长高粗大了,但就是这些长得如此慢的楩楠豫章却能用来做棺材和舟船。所以有些事情容易成功却不易出名成名,而有些事情难以成功但却可出大名立大业,这对人来说也是这样。君子修养美德和才干,虽然眼前不能一时收益见效,但时间一长,幸福也必将会到来。所以《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着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地说明大概的意思,而文章中不去剖析最基本的材料,分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担心别人会对基本理论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因此较多地增加了一些文字,广泛地加以阐述说明,又害怕别人脱离根本而迢求未接,所以光谈大道而不谈人事,那么便没有办法和社会一起共处:谈论人事而不谈大道,那么便不能和自然变化一起行止。因此着作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泛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万物的形成规律,拟象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虽然寄托在小处但包容探广,持守简约但治理广大,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可以了解行、止的利害关系。果真能够通达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烦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要想用一句话来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是尊重天道而保持本性;想见第二句话来通晓其中的道理,就是轻视外物而重视自身;要想用第三句话来探究其中的奥秘,就是抛去外物而返回真情。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可以对内润泽五脏六腑,对外浸渍肌肉皮肤。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象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俶真》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含了微妙的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的变化规律,等齐合同生相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而返回真性的道理,审察清楚仁义的得失,沟通相同与差别之间的联系,观察最高的道德的领属关系,寻求千变万化的头绪,解说清楚深奥玄妙的符验,通达自然变化的根源。
《天文》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阴阳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发生、禁止的季节变化,排列星辰运行的顺序;知道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和祸殃的发生;顺从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地形》的内容,是用来穷究南北的长度,测清东西的宽度,划分山陵的形势,区别大川深谷的流向,明确万物的根本,知道生物繁多的种类,罗列山川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通达周详,不可以因外物而妄动,不能够因怪物而惊恐。
《时则》的内容,是说上面安依循自然运行的时序,下面要尽力发挥土地的潜力;据守六度的法则,实行适宜的节令,符合人类生活的规律,形成十二个月的月令,作为共同遵循的准则,—月一年,终而复始,在没有穷尽地运行着,按照自然法则,依样效法。便知道祸福产生的规律,持守和舍弃,开发和禁止,各自都有鬼神的忌日。国君发布政令,按时教化百姓。这样可以使统治天下的国君,知道所从事的政事。
《览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最精微之气可以上通九天,最微小的事物可以沦没在无形之中,纯清精粹之屋可以进入最洁净的境地,光明的东西可以通向黑暗之中。于是便可以挹取万物,招引同类。撮持积聚,渐渐形成相类似的事物。万物中能够表明意旨,而用形象摹画出来的事物,于是便同自然界的贯通凝塞,疏决川渎,堵塞险要相关联,引导人们的意志,同无穷无尽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以表明万物种类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说明相同之气可以互相应和,阴阳二气的互相融合,而能使天地之间的征兆显露出来,以便使人用来观察遥远而广博的事物。
《精神》的内容,用来探讨人类产生的本源,而明白人的形骸、九窍,得到形象是与上天同一的;人体的血液、精气,是和自然界的雷霆风雨相比照的;人体的喜怒哀乐,是和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相变化的。审查死生的分别,区别相同、不问的迹象。调节动静的机关、而返回到性命的根本之处。所用来使人爱护保养他的精神,抚慰宁静他的魂魄,不因为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坚守大道的根本。
《本经》的内容,是用来彰明圣人的美好德行,通达古代圣贤开创的道德规范,略列哀世道德的颓败和古今道德的变化,用来褒扬先世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弊政。用来使人废黜耳目的聪明,宁静精神上引起的激动,抑制由于情欲而产生的五种淫逸,调节用来养性的天和,分散帝王所操持的权柄,罗列大小之间的差别。
《主术》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国君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学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他的统治术使邪曲正直,排除私欲而能树立公道。可以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人人便可以建立他们的功业,这就是国君统治的聪明之处。
《缪称》的内容,解析道德的理论,排列仁义的区别,稍微间杂人世间的事情,全部汇集在变化莫测的大道之中;假借外物的形象来取得耦合的例证,以便用来相互比方,就象截断小的竹子作为符节,用来适应小的需求一洋。对于解决人们所用的片面之说和巧辩之论,那么就可以感通应对而不致缺乏理论了。
《齐俗》的内容,是用来统一万物的长短优劣,齐同九夷的风气,沟通古今不同的论说,贯通万物生存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内容,规划人世间事情的终始。
《道应》的内容,选取成功之事的事迹,追寻观察往古之时的印迹,考察祸福利害之间的正反关系;同老子、庄子的学说相验证,以便符合得失的趋势。
《泛论》的内容,是象用针线穿插在衣缝之间,如同木楔补缀在齿缝之隙。通过捷径使曲道变成正直,以便推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预见得失的变比和利害的正反关系。以便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沦在势利之中,不被事态的变化所迷惑;符合天道运行规律,并且考察时势的变化,而能够与自然—起转移变迁。
《诠言》的内容,是用来比类人世之事的意旨,解释辨明国家治乱的根本,比较深微之旨的奥妙,用最根本的道理加以解释,而用来补救治政的过失。
《兵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战胜敌人、攻取敌阵的方法,军事形势的机变,欺诈多变的战术;体察军事斗争的规律,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而用来表明战争的胜负,没有大道是行不通的;知道夺取破阵、坚夺城池,没有德性是不能强大的。如果真正明了这个意旨,前进后退,左冲左突都没有什么失去的;打击危险之敌,乘着有利的形势,来作为凭借,而把清解作为准则。避开实力,攻击虚弱之敌,就象驱赶牛羊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用兵问题。
《说山》《说林》的内容,是用来开通百事的堵塞,而使万物的障碍畅通无阻。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殊别的形体,用来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解开纽结,解释疑团,而用来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
《人间》的内容,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按照脉络研究得失的踪迹,揭示事物终终的更替关系。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陈述存也、灭亡的机变,使人们知道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失去可以变为得到,成功可以变为失败,有利可以变为有害。果真理解了它的深远意义,那么就可以在世俗之间俯仰曲伸了,而不会被谗佞和坏人所伤害。
《修务》别的内容,是用来针对有人对“道”没有精深的理解,对旨意观点没有深入探索,只重视那此文辞,反而误把清静作为法则,把淡漠作为根本,就会松懈堕落而放弃学业,放纵情欲,满足安逸,想用马马虎虎、自我放荡,就把大道堵塞。现在疯子是没有忧虑的,圣人也是没有忧虑的。圣人没有忧虑,是用德性来协调;疯子没有忧虑,不知道祸、福的发生。因此通晓大道的人实行“无为”,和根本不懂的人实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所用来实行“无为”的原因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这就是那些称说虚浮不实和没有根据的言论,根本不懂的人能够听从的原因。所用来使求学的人不断勤勉努力,这样自己也就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吧!
《泰族》的内容,是研究道旨和德性义系的。“道”充满四方八极,高的至高无上,上面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下面使水土和谐。给古今之道规定法则,给伦理关系确定顺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把它们归向根本——道。以便用来规划治理天下,管理统治天下之事,于是便要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源流,理顺人的情性。用来安置清净平正的灵魂,彻底澄清变化莫测的精神,以便能同自然祥和之气相结合。用来观览五帝三皇的业迹,含怀着上天的意旨,怀抱着大地之气;执掌公正,饱含和气;大德在内心形成,而凝结在天地之中,引发阴、阳二气;规定了四季的时序,正气传布四方。用它来安抚天下就会安宁,推广它就能得到施行。于是便用来化育万物,流动感化一切生物。就象唱歌就有和声,活动就有跟随—样,天下之内,一个意念而归向一起。因此瑞星山现,吉祥之风来临,黄龙随之降下,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在郊野停息。大德没有在内心形成,而推行他的法令,专门使用法制,天地之神不会响应,幸福吉祥不会来临;四海之内不能宾服,兆亿人不能归顺。因此,道德在内心形成,这是治国的最大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所要表达的内容。
概括着书的目的,是用来观察大道的开启和阻塞,希望后代能够值得举止措施、取舍的适当办法,在外部和万物交接而不致迷惑,在内部能够用来静处精神颐养元气,温煦最高的和气,而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些都是从天地之中得到的。因此谈论人道而不明白事物的始终变化,便不知道学习仿效的对象;谈论事物的始终变化,而不明了天地四时的变化,便不知道回避灾祸和忌讳的事情;谈说天地四时之间的变化,而不去引用譬喻援引类似的例证,便不如道精妙微小的事物;谈论人的最微妙的精气不探索人的神气发生原因,便不知道养生的机变;探索人之常情而不谈论最高的道德,便不知道五种行为之间的差别,谈论天子之道而不说诸侯国君之事,便不知道大小的等次;淡论国君之事而不去陈说譬喻,便不知道掌握动静的适度;谈论陈说譬喻,而不论及习俗的变化,便不知道会合大要;谈论习俗变化而不谈往古之事,就不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而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不能配合各种变故;知道广博地论说而不知道阐明精微之言,便不能从容不迫;通晓书籍文章而不知道用兵的要旨,便没有办法应付突然变故;知道大要而不知道使用譬喻,就没有办法推论明白事理;了解公正之道而不知道人间曲直,便不能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之事而不了解努力进取,便不能来使学习的人勤奋学业。想尽力减少它的文字,总括的它的要点,但是不经过委婉曲折地引入境地,便不能够穷尽道德的旨意。因此着书二十篇,这样天地之间的道理便探究清楚了。人世间的事情便全部接触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已经全备了。书中的论说有的谈论小事,有的涉及大事,有细微之说,也有粗疏之言,每卷旨趣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有论述的文字。现在专门谈论道,那么是没有地方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得到根本而能知道未节的,恐怕只有圣人了。现在的学习的人没有圣人之才,如果不替他们详细解说,那么就会终身困顿于杂乱昏暗之中,而不知道在光明的道路上醒悟。
现在《周易》中的乾和坤,完全能够穷尽道术通达旨意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了;但是伏羲还为它演变而成了六十四个卦象,周文上又增加了六爻,所用来探究测度明朗之道,而远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微羽,但是五弦的琴不能够弹奏,必须有高音、低音的更互相和,然后才能成为曲子。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全部画完它的形状,那么就不会怀疑了。现在说到“道”的,就会谈的很多;说到万物的,就会谈的很少,谈到统治之术的,就会议论很广泛;而谈到事情的,就很浅薄。如果用理论来推求,那么便觉得无话可说了。所用来从事教学的人,本来想指引他们,也只好不说罢了。
大道的学问是最深的,所以要多多的替它说明,以便表达它的实际情况,万物是纷坛复杂的,所以广博他为它论说,以便通达它的意旨。辞语虽然曲折而又很散乱,纷纭交错而又遥远松缓,所用来淘汰清除个人的旧有的牢固观念,使他们没有凝结闭塞,那么掌握大道而不会松散。在长江黄河中的腐烂尸骨是数不清的,但是祭祀的人要从中汲水,因为它广大;一杯白酒,苍蝇淹没在其中,一个人都不去品尝,因为它狭小。果真能够通达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概得到要领,可以用来通达九野,取道十门,把天地排除在外,开合山川,对于自由往返于人世之间,执宰万物之形,也可以说能悠闲自得了。如果能象这样,到达日月而不会有光亮,润泽万物而不会消耗;漫布大地啊,而润滑万物啊,完全可以用来观览一切了。深远无边啊,可以遨游在广阔无垠之源啊!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搜刮民赋没有限度,杀戮无辜不能停止,沉溺于淫乐美酒之中,宫廷之中竟象市场一样;制造了炮烙之刑,挖掉劝谏的贤人之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天下一心而痛恨他,周文王四代积累善事,修治德行,推行大义。处在岐周之地。土地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向了他,周文王要以卑下弱小的地位战胜强暴的纣王,而为天下人民除去凶残之君,以便成就王道,因此姜太公的兵谋便产生了。
周文王从事伐纣的事业,刚开始便去世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踏上了天于之位。天下没有平定,海内没有安宁,武王打算使文王的美德昭明天下,使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财物前来进献;道路遥远的地方不能按时到达,于是便治理三年之丧,把文王尸体大殓在两个楹柱之间,用来等待远方之人。周武于立国三年而驾崩,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执政。蔡叔、管叔辅助约王公子禄父,想要举行叛乱。周公旦继承父兄文王、武王的事业,掌握了天子的权力,用来安定周王室,而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大叛乱。周公担心争斗不停止,臣下危及天子,因此便把军马释放到华山,把牛散放到桃林;把战鼓打破,鼓槌折断,身插笏板而朝见,以便安定周王室,镇压安抚天下诸侯。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夏禹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水,禹亲自拿着畚箕和木锹,而给百姓作出表率。疏通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通江而沟沟众多的河流,开通五湖而注入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的余烬来不及排除,衣服沾湿了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葬在山陵,死在湖泽葬在湖泽,因此节省财物而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便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的地位卑下,势力弱小,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南夷北狄,交互侵伐中国,中国没有断绝,但仅象细丝一样,十分危急。齐国之地,东边背靠大海,北面有黄河作阻塞,地盘狭小,田地很少,而百姓多有智术和巧诈,桓公忧虑中国的隅祸患,苦于夷狄的战乱,想来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绝嗣的宗族,使大于的地位尊崇起来,增广文、武的事业,因此管子的着作便产生了。
齐景公在宫廷内贪恋音乐美色,在外爱好走狗、骏马,射箭打猎便忘掉归来,喜欢贤人但是常常不能辨别。建起豪华的路寝之台,聚集铜铁铸起了大钟,在庭下值击之后,引起远郊的野鸡呜叫。一个朝上便赐给群臣三万斛粮食。梁邱据、子家哙在左右引诱景公。因此晏子的讽谏便产生了。
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地域各不相同,大水阻碍,高山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卫着分割的土地,掌握着他们的大权,擅自发布政令,下面没有诸侯之长,上面没有天子统治。用武力争夺权力,胜利的为尊。他们依仗联合之国,约定能够招致的重兵,剖开符契,连结远方的援兵,用来防守他们的国家,护卫他们的社稷。因此纵横、长短之术产生了。
申不害,是韩昭王的辅佐。韩国原是由晋分割而建立的。土地贫瘠,而百姓险恶,又介于大国之间。晋国原来的礼仪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重新出现;先君的命令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接着而下。新、旧相反,前后相抵触,百官相背而混乱,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刑名之学便产生了。
秦国的习俗,贪狠如狼,竭尽武力,缺少大义,而趋向利益。可以用刑法来施行威严,而不可以用教化让他们行善;可以用奖励来勉励他们,而不能用名声来使他们严肃。覆盖险阻而以黄河为带,四周有险关堵塞,地理形势对它极为有利方便,积蓄充足。秦孝公想以处于虎、狼之优势,而吞并天下诸侯。因此商鞅的法家思想便产生了。
至于象刘氏的着述,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事理,权衡事理而建立法规,度量形体而施予合宜的措施,探索人们的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皇的风气,以便扩大道旨。在幽深微妙之中,探索精妙美好的东西;抛弃了它的混浊,斟取它的精髓。而用来统一天下,治理万物,适应变化,通达不同的方面。不是依循一个车轨形成的路子,恪守一个角落的偏见,拘泥于有联系的事物,而不随世道的变迁而转移,因此放置到寻常之处而不会阻塞,布散到天下而不会有空隙。

“道”,覆盖天承载地,拓展至四面八方,高到不可触顶,深至无法测底,包裹着天地,无形中萌育万物。像泉水从源头处渤涌出来,开始时虚缓,慢慢地盈满,滚滚奔流,逐渐由浊变清。所以,它竖直起来能充塞天地,横躺下去能充斥四方,施用不尽而无盛衰;它舒展开来能覆盖天地四方,收缩卷起却又不满一把。它既能收缩又能舒展,既能幽暗又能明亮,既能柔弱又能刚强。它横通四维而含蕴阴阳,维系宇宙而彰显日月星辰。它是既柔靡又纤微。因此,山凭藉它才高耸,渊凭藉它才深邃,兽凭藉它才奔走,鸟凭藉它才飞翔,日月凭藉它才光亮,星辰凭藉它才运行,麒麟凭藉它才出游,凤凰凭藉它才翱翔。
远古伏羲、神农,掌握“道”的根本,立身于天地中央,精神与自然造化融合,以此安抚天下四方,所以使天能运行地能静凝,像轮绕轴转永不停息、水流低处永不休止,与天地万物共始同终。如风起感应云涌、雷隆相应雨降,又像鬼神闪电瞬间即逝,又如神龙鸾鸟显现兴集,还像钧旋毂转周而复始。已被雕琢却又还返质朴。行顺应自然之事来契合“道”,言朴实无华之语来符合“德”。恬静愉悦不矜不骄求得和谐,包容万有不求齐物合于天性。其神既依托于细微毫末之中,又扩充至广大宇宙之内。其德性使天地柔顺而阴阳和谐,四时节顺而五行有序。煦育万物,繁衍生长;滋润草木,浸渗金石;禽兽长得硕大肥壮,毫毛丰泽光亮,翅翼坚壮有力,骨角生长正常;走兽不怀死胎,飞禽孵蛋成鸟;父无丧子悲痛,兄无失弟哀伤;孩童不会成孤儿,女子不会成寡妇;异常虹霓不会出现,萤惑妖星不会运行。这都是广怀德泽所致。
至高无上的道,生育了万物却不占为己有,造就成物象却不自为主宰。各种奔走、飞翔、蠕动、爬行的动物靠道而生,但都不知这是道的恩德;因道而死,但都不知怨恨道。而因道得利者也不赞誉“道”,用道失败者也不非议“道”;也不因收聚蓄积而富上加富、布施他人而越益贫穷;(这些“道”理)极其细微而无法探究,极其渺细而难以穷尽。累积它也不变高,堕减它也不会低;增益它也不见多,损减它也不会少;砍削它也不变薄,伤害它也不会残;开凿它也不见深,填充它也不见浅。惚惚恍恍,难见形象;恍恍惚惚,功能无限;幽幽冥冥,感应无形;深邃混洞,运动不虚;随刚柔卷缩和舒展,和阴阳俯伏和仰升。
以前冯夷、大丙驾御,乘雷公之车,驾上六条彩虹为马,遨游于微朦的云雾之中,驰骋在邈茫迷朦之境,历远及高直到渺远之处;经过霜雪而不留印迹,日光照射而不映阴影;如飙风曲萦盘旋而上。经过高山大川,跨越昆仑之巅,推开天门,进入天宫。近世驾御,虽有轻捷车儿健骏良马,并有强劲鞭儿尖利鞭刺催赶,却无法与冯夷、大丙争高低优劣。所以大丈夫恬静坦然,无思无虑;以天为车盖,以地为车厢,以四季为良马,以阴阳为御手;乘白云上九霄,与自然造化同往。放开思绪,随心舒性,骋天宇。可缓行则缓行,可疾驰则疾驰。令雨师清洒道路,唤风伯扫除尘埃;用电来鞭策,以雷做车轮;向上游于虚廓高渺区域,往下出入无所边际门户;虽然观览照视高渺之境,却始终保守着纯真;虽然周游经历四面八方,却仍然返还这“道”之根本。
所以,用天作车盖就没有什么不能覆盖了;以地做车厢就没有什么不能承载了;用四季作良马就没有什么不可驱使的了,用阴阳做御手就没有什么不完备的了。所以疾行而不摇晃,远行而不疲劳,四肢不疲惫,耳目不损伤而能知道整个宇宙天地的界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掌握了“道”的根本而畅游于无穷无尽之中。所以天下之事是不能有意人为地去做的,只能顺随事物的自然之性去推求;万物的变化是不能凭人的智慧去探究的,只能按事物发展趋势来把握其真谛。镜子和明净的水能映照物形,却并没有任何的奥妙的设置而使方、圆、曲、直等形状如实照映出来。因此回音也不是声音要它回应,影子也不是物体特意设置,这回音呼声、影子恍惚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人天生喜欢恬静,这是人的本性。是受到外物诱惑后才动情欲的,这样本性也就受到了伤害。与外物接触使精神感应,这是人的智虑活动所造成的。智虑与外界事物接触后,好恶、爱憎之情也就产生,而好恶、爱憎之情一旦形成,这说明人的智虑已受外物迷惑,人也就不能返回本性而天理泯灭了。所以,通达于道的人是不以人间利欲而改变天性的,即使外随物化而内心都不会丧失原有的本性。要知道这“道”尽管虚无至极,但却能满足万物之需求,时时变化却能使万物归返自身。这“道”又具备应付万物的大小长短之能力,所以当万物纷至沓来、淆乱腾踊时,“道”都能处置有序。所以,得“道”者身居上位时民众不会感到有欺压之感,身处前列时民众不会感到有伤害之感,这样天下能归附他,奸邪要惧怕他。正因为他不和万物争先,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能与他争。
到江边钓鱼,一整天也不能钓满一鱼篓。虽有锋利的钓钩、细纶的钓线、芳香的鱼饵,再加上有詹何、娟嬛那样的钓技,但所钓获的鱼还是无法与用大网捕捞的鱼相比。射手张开的是乌号之弓,搭上的是棋卫之箭,再加上有后羿、逢蒙那样的射技,但所射得的飞鸟还是无法与用罗网捕捉的鸟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钓鱼者、捕鸟者所用的器具太小。假如张开天穹作笼子、用江海做网罟,哪还会有漏网的鱼、飞逸的鸟?所以说光箭不如具有丝绳的缴(箭),而带有丝绳的箭又不如无形的天地之笼、江海之网。
这就是说放弃大道而用小技来治理天下,无异于用螃蟹捉老鼠、以蛤蟆捉跳蚤,不但不能禁止奸邪堵塞罪恶,反而会更加乱。过去夏鲧修作高的城墙来防范,但结果反而是诸侯叛乱,海外各国也都生狡诈之心。禹看到这点,就拆毁城墙,填平护城河,散发财物,焚烧兵器盔甲,广施仁德,结果四海臣服,夷族纳贡,禹在涂山会见成千上万带着玉器锦缎来朝会的诸侯。所以胸中藏有机巧奸诈之心,这纯白的道(天性)也就不纯粹了,纯粹专一的德也就不完备了;处理自身都不理智了,还能安抚感化其他远处的事和人?所以皮革铠甲坚硬,这兵器也随之锋利,城墙一旦筑起,这攻城战车也随之产生;这些如同用开水浇入滚烫的水中一样,非但不能制止沸腾,反而使水沸腾得更厉害。所以以鞭打咬人的狗、用鞭打踢人的马而想调教好它们,但即使是伊尹、造父这样的人也无能为力,达不到教化的目的。如果心中不存害人的欲念,那么就是尾随饥饿的老虎也不可怕;更何况对付狗、马之类的动物!所以领悟道的人安安逸逸而没有办不到的事,玩弄巧诈之术的人辛辛苦苦却一事无成。
实行严刑苛法治理国家,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所应做的;用椎子、鞭子频频刺激坐骑,不是赶远路的方法。离朱的眼力尽管能看百步之外的针尖,却看不到深渊中的鱼;师旷的耳力尽管能听辨各种声调,却听不见十里之外的声响。这就像单凭一人之能力不足以治理深宅大院一样。遵循道的规律,顺应天地自然,那么天地四方也不够他治理。所以夏禹疏通江河正是以顺随水流低处这一自然特性来进行的;神农播种五谷正是以循守苗之自长这一自然特性来耕作的。
浮萍生于水面,树木扎根土中,鸟凌空而飞,兽踩地而跑,蛟龙居于水中,虎豹生于山中,这些均是天地自然本性。两木互相摩擦就会起火,金与水厮守就会熔化,圆的物件容易转动,空的器具容易飘浮,这也都是自然之势。所以当春风吹拂甘露降临之时,万物就生长,长羽翼的开始孵卵,长毛发的开始怀胎,草木开花,鸟卵兽胎:这些并未发现春季在干什么而却恰恰在无形中化育万物。同样,当秋风乍起霜降大地之时,草木就凋零,鹰雕搏击,昆虫伏藏,草木根部忙于吸储营养,鱼鳖开始凑潜深水之中:这些也并未发现秋季在干什么而却恰恰在悄然中挫灭万物。居于树上的筑巢,处于水中的靠窟,兽类卧草,人类居室;陆行适用牛马,水深适宜舟行;匈奴地产粗糙的皮毛,吴越地产透风的葛布:各自生产急需的东西来防备燥湿,各自依靠所处的环境来防御寒暑,并各得其所、各适其宜。由此看来,万物均按其本性生存发展,那么,你人又何必去干预呢!
九嶷山以南的民众,从事陆地的活少而从事水中的活多,所以这里的民众剪发文身,模仿鱼龙形象;同样只围短裙不着长裤,以便于涉水游渡,着短袖衫或卷起袖子,以方便撑船,这些是由水上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雁门以北的狄人不以谷类为主食,轻视老年人而看重青壮年,崇尚力量,不放下弓箭和不解下带嚼子的马笼头,这是由游牧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禹到裸国去,脱掉衣服入境,出境后再穿上衣服,这是由当地的习俗所决定的。今天,移植树木的人,如果不顾树木对环境四时阴阳寒暖的适应性,那么其树没有不被弄死的。所以,橘移到江北就变成了枳,鸲鹆不能过济水,貉一过汶水便会死去。它们的形性特点是不能改变的,生活居处的环境是不能变移的。所以通达“道”的人必返于清净的天性,探究事物本性的人必归顺自然无为。以恬静养性,用淡漠修神,就能进入天然的境界。
所谓“天然”,是指纯粹朴素,质真洁白,没有掺入杂质。所谓“人为”,是指参差不正,虚伪奸诈,以此曲意逢迎与世交往。所以牛蹄分趾而头上长角,马蹄完整而颈上生鬃,这就是“天然”;而用马笼头络着马嘴,用绳子穿过牛鼻,这就是“人为”。遵循天然就必然与“道”遨游;顺从“人为”就必定与世俗交往。那井中小鱼,无法与它谈论大海,是由于它受环境的局限;生活在夏季的虫,无法与它谈论寒冬,是因为它受季节的限制;寡闻少见的书生,无法与他谈论大道,是由于他受习俗、教义的束缚。所以,圣人是不会以“人为”的事去干扰“天然”,不以欲念去扰乱本性;不用谋划就能将事处理得当,不必信誓旦旦就能显现信用,不必思虑就能得心应手,不必大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这是因为他精气与心灵融会贯通,和大道日夜相伴。
善于游泳的人容易淹死,善于骑马的人常会落马摔伤,他们各因自己的爱好特长而招致灾祸。所以放纵情欲的人没有不伤损自身的,争名夺利的人没有不穷困潦倒的。以前共工力大无比,一怒之下头撞不周山,使大地往东南倾斜,起因是与高辛氏争夺帝位,结果变成异物潜入深渊中,他的宗族也因此灭绝,后代死尽。越王翳为太子时,不愿继承王位而躲进山洞,但越国人用火将他熏出来,终于被迫为王。由此看来,有所得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争夺,治理天下取决于合道,而不取决于圣明。土处低而不争高,反而安全没有危险;水下流而不争先,反而迅流没有迟滞。
过去舜在历山亲自耕种,一年后,耕田者都争着要耕贫瘠的土地而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舜在江边钓鱼,一年后,渔民都争着要在水浅流急的地方打鱼而将河湾深潭让给别人。那时的舜既不喋喋不休地说教,也不指手划脚地干预,他只是保持自然无为的信念和德行而感化民众无比神速。假如舜没有这种信念和德行,即使能言善辩而挨家挨户去劝说,也不能感化一人。因此,不可言说的“道”,能量真是浩大无限!舜帝能治理三苗之乱,使羽国民众都来朝见,徙移裸国的习俗,接纳肃慎人,都未曾发号施令便能移风易俗,大概就是凭着这种自然无为的信念和德行来做事吧!靠法度刑罚哪能收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圣人注重内在本性的修养,而不修饰外表的枝节,保全精神,偃息奸巧,静漠无为按自然本性去办事,因而没有什么事办不成,坦然地不去刻意有为治理什么,反而什么都能治理好。所谓自然无为,是指不超越事物的本性人为地去做;所谓没有什么事办不成,是说顺应了事物的本性。所谓不去治理,是说不改变事物的本性;所谓没有什么治理不好,是指顺应于事物的必然性。万物都有其产生、生存的各种具体特性,百事都有其出现、存在的各种具体根据;圣人就是能掌握这些根本、关键的东西。所以能探究无穷无尽的事物,并能照观事物而不会眩惑,因顺响应而不会困乏。这就叫知晓“天然”。
所以得道之人意念柔顺而办事稳妥,心胸虚静而处事得当。所谓“志弱而事强”,是说柔顺虚静,将自己隐藏在不敢有所作为之中,行动上好似无能为力,恬静无思无虑,举动不失时宜,顺随事物变化,不首先倡导,感而应顺事物。因此,高贵的总以谦卑的字眼来称呼自己,高大的总以低下的东西为基础。寄存于小处却能包容广大,保持于中间却能控制左右;行动看似柔弱而实际刚强,以此推移变化,掌握了“一”这道,就能以少制多。所谓“事强”,是说在遭变故、遇突变,排御患难时,没有什么力量不可战胜、没有什么敌手不可制服的;应顺变化揆度形势,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所以,要想刚强有力,必须保守柔弱。积聚柔弱就会刚强,观察这种积聚的过程、状况,就可以预知祸福之所在。以强力取胜,只能胜过力量不如自己的,碰到和自己一样刚强的就只能势均力敌了。而用柔术胜过力量大于自己的人,这种“柔力”才是无法计量的。所以逞强军队一定会遭灭亡,如同坚硬木材容易折断,坚固皮革容易开裂一样,坚实的牙齿就比柔软的舌头先坏落。所以说“柔弱”才是生存的支柱,而“坚强”是“死亡”的同义语;首先倡导,容易导致穷途末路,随后而动,才是通达的源泉。
怎么知道这样呢?大凡人中等寿命是七十岁,可是人们对自己的追求取舍、所作所为,每天都在自我悔恨,以至到死都是这样。所以卫国蘧伯玉活了五十岁,觉得前四十九年都做得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先行者难以做得明智,后继者则容易取得成效;先行者爬上高处,后继者则可以跟着攀登而上,先行者越过低处,后继者则可以跟着踩踏前进,先行者跌进陷阱,后继者则可以考虑避免陷阱,先行者遭受失败,后继者则可以免蹈覆辙。由此看来,先行者就是后继者射箭的箭靶,犹如那矛戟的柄套和锋刃,锋刃受损而柄套却安然无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柄套处在后面位置的缘故。这些现象、道理,世俗庸民都知道,可是那些“贤达”却就是不能避免这一“争先”。这里所说的“居后”,并不是指停滞不动、凝结不流,而是要求居后者言行符合道数、适宜时势。如果能符合事物变化的道理和形势,那么先行者可以制驭后继者,后继者亦可以制驭先行者,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这样的人掌握着驾御人的东西,所以别人就无法驾御他。
时间流逝快速短暂,快速短暂得呼吸间就引起变化,所以你如果争先便超越它太远,如果居后又难以赶上。日月不停地运转,时间不停地流逝而不迁就人。所以圣人不看重一尺长的玉璧而珍重一寸光阴,因为时机难得而易失。夏禹为追随时机,鞋子掉了也顾不上拾取,头巾挂落了也顾不上回头看,他并不是和谁在争先后,只是争得时机而已。所以圣人固守清纯之道柔弱之节,因循变化,处后而不争先,柔弱而清静,安定而舒逸,然后能攻克巨大的难关,没有人能同他抗争。
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软的。然而它大无边际,深不可测;长无尽头,远至无涯;它的生息消耗,减损增益无法计量;它蒸发上天成雨露,降落大地滋润草木。万物得不到它就不能生存,百事缺少了它就难以办成;它滋润万物而无偏心,恩泽小虫不求回报;它富足天下而不枯竭,德泽百姓而不耗损;它行踪不定而无法查清,细微柔软而无法把握;砍它不显痕迹,刺它不留印迹,斩它斩不断,烧它不起燃;它流遁消融,错杂纷绕而不消散;它锋利得能穿刺金石,它强大得能浮载天下;它动溶在无形之区域,游翔在迷茫之境界,激荡在山川之峡谷,奔腾在广袤之原野;它的多少,全由天地来决定,它施予万物恩泽而不分先后远近。所以它没有私念也无公心,泛滥激荡和天地相通;它没有左也无右,纷绕错杂和万物始终。这就是“水”的最高的德行。
水之所以能获得天下最高的德行,全由于它生性柔软而润滑。所以老子说:“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无形是万物的祖始;无音是声音的祖先。无形的子孙是“光”和“水”,光和水都由无形化育而成!这光看得见而抓不住,水摸得着而毁不掉。所以在有形物类中,没有比水更尊贵的了。至于那些有生也有死,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以至衰亡的,就更被贱视了。
所以清静是德的最高境界,柔弱是道的精华要害;虚无恬愉,万物之所用。肃然感应外界,毅然返于根本,就能进入无形的境界。所谓无形,就是达到浑然一体的状态。所谓浑然一体,就是天下独一无二。它卓然独立,昂然独处;它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而无法用规来度量,方而难以用矩来测量;浩大浑然为一体,积累成体而难见根底;它包裹天地为道之关键,静穆混沌独存纯德;它布施恩德而不会穷尽,作用万物而不会用尽。因此难以见到它的形状,无法听到它的声响和无法触摸它的身子。它无形却能产生有形,无声却能形成五音,无味却能生成五味,无色却能形成五色。所以说有形来自无形,实体出自虚空。将天下栏成一圈,使名实同居一处。音阶不过就是宫、商、角、徵、羽,但用这五音调配出来的声音却美妙动听;味道不过就是甜、酸、苦、辣、咸,但用这五味调配出来的味道却美味可口;颜色不过就是赤、黑、青、白、黄,但用这五色调配出来的颜色却美妙无比。所以就音调来说,宫调确立则五音便成;就味道来说,甜味确立则五味便成;就颜色来说,白色确立则五色便成;而对“道”来说,“一”之确立则万物就形成。
因此这“一”之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之要义可运用于天地之间。它完整纯粹得像没有雕凿过的林木;它逸散开来像混沌的浊泥。浑浊而能渐渐澄清,由虚空慢慢盈实;它宁静如同莫测的深潭,飘荡若似空中的浮云;似有似无,似存似亡。万物无不例外来自“一”之死穴;百事根据理由出自“一”之门户。它活动时没有具体形状,变化奇妙;它行事时没有任何痕迹,常置身在后,却又常常领先。
所以得“道”者治理天下,闭塞目耳,灭毁纹彩,废弃智慧,依道而行,与民众一律公平对待。他简化职守,减少追求,排除欲念,去掉嗜好,俭于思虑。简化职守则容易明察,减少追求则容易满足。相反,如果过分任用耳目视听则劳累身体且不明智;如果过分凭藉智虑理事则劳损心神且无功效。因此圣人一贯遵循法度,不轻易改变适宜的常规,遵循法度准则,尽力依顺事物的本性。
喜怒无常是对“道”的偏离;忧伤悲痛是对“德”的丧失;喜好憎恶是对“心”的伤害;所以嗜好欲念是天性的累赘。人大发脾气则会破坏阴气,人高兴过分则会损伤阳气;气短急迫导致喑哑,惊慌恐怖导致发狂;忧悲过分导致怨恨,疾病也由此积成;好恶太多,祸也就随之产生。所以圣人保持内心无忧乐,是“德”的最高境界;通达而不多变,是“静”的最高意境;无嗜好欲念,是“虚”的最高意境;没有爱憎,是“平和”的最高境界;精神不因物累,是“纯”的最高境界。能做到上述五点,就能与“神明”相通。和“神明”相通者,是有内性修养的人。所以用心性制外形,百事不废败;心性修养成功,就能保养外形。心性得到修养,人体五脏便安宁,思绪便平和,筋骨强劲,耳聪目明;通达而不乖乱,坚强而不折断;没有什么太过分也没有什么不及,处窄处不觉得逼迫,处宽处不觉得空旷;心神不急躁,精神不烦扰;清静恬淡可成天下之英豪。
大道平坦,离你自身不远;在身边寻找,转个身就能得到。得道者,有逼迫就有反应,有感触便有举动;他深邃无穷,变化没有形迹;优游悠闲,委曲顺从,就像回响呼声,又如物影随形;居高临下而不失所秉之“道”;遭遇危机而勿忘玄妙之“道”。能保持这“道”,他的“德”就不会亏损;万物纷糅复杂,也能与之周旋变化;凭“道”处事,就像顺风奔跑轻松快捷,这就是最高的德性。有了这最高的德性,也就有了快乐。古代有人住在岩洞里,但他们的精神道德没有丧失。随着世道衰败,有人虽然身居高位却天天忧愁悲伤。由此看来,圣明不在于治理人事,而在于得“道”;快乐不在于富贵,而在于得到“平和”。懂得重视自身修养而看轻身外之物,那就接近于“道”了。
所谓快乐,难道一定是住京台、章华,游玩云梦、沙丘,耳听《九韶》《六莹》这些古乐,口尝美味食品,奔驰在平坦大道上,或者钓射奇异鸟禽那种快乐吗?我说的“快乐”,是指每个人能够获得他所应获得的东西。但这里所说的“能够获得他所应获得的东西”,是不以奢侈为快乐,不以清廉为清苦;他能身处阴暗逆境能忍让避开,身处光明顺境能开放顺应。所以,子夏由于处在循道还是贪欲的思想斗争而枯瘦,又因由于得道循道而日益肥胖。圣人就是不让自身受外物役使,不以贪欲来搅乱中和天性。所以,他高兴时不忘乎所以,悲伤时不愁云满面。万物尽管变化莫测,我只管胸襟坦荡不予理睬而和道共进出。因此,能够自得快乐之性,即使住在深山老林之中,栖身空旷山洞之内,也足以惬意舒心;如果不能自得快乐之性,即使君临天下,以万民为己臣妾,也不足以保养心性。能够达到“无乐”境界的人,就没有什么不快乐;无不快乐就是最大的快乐。
设置编钟组鼓,排列管弦乐队,铺上毡毯坐垫,陈列旄牛尾和象牙装饰的仪仗,耳听朝歌郊野的乐曲,眼看艳丽多姿的舞女,口品香甜的美酒,通宵达旦地饮酒取乐;或者用强弓硬弩来射杀高飞的鸟,用善跑的猎犬来追逐狡兔,这样作乐寻欢真是炽盛显赫,使人如醉如痴难忘这诱人的情景。然而,等到一旦遣散车马,停撤宴饮,心里就会感到惆怅若有所失。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不是以内心的欢乐去感受外界欢快之境,而是以外界这种的欢快来刺激内心,所以奏乐则喜,曲终则悲,悲喜转换变化,扰乱了精神,没有片刻的平静。察其所以然,在于不懂“乐”之含义,因而日复一日地伤害着心性,丧失了本该有的平和本性。所以在你自身不能把持心性归向,只以外界刺激来装饰自我,这种外界刺激不可能浸滋肌肤,渗浃骨髓,不可能留存于心间,停滞于五脏的。所以从外界刺激感受到的欢乐不可能在心中占据地位,留下而不散逸;而从内部心性所产生的欢乐,因为不产生于外界的刺激,所以也不会散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听到良言妙计,蠢人也懂得喜悦;谈到高尚道德,品行恶劣者也知道仰慕。可是为什么喜欢良言妙计的多而真采纳的少、仰慕高尚道德的多而真实施的少,原因是这些人不能返诸心性。那种不是从本性产生学习愿望的人而勉强去学习,所学的东西是不会进入耳中留于心里的,这不就像聋子唱歌?聋子唱歌只是仿效人而无法自得其乐,歌声一出口便很快就散逸了。心是五脏的主宰,它控制着四肢的活动,使气血流通,并能辨别人间是非和弄清事物的原由。所以,假如不是从内心世界有所得(“道”)而空有治理天下之气概,这就像没长耳朵而想调节钟鼓,没生眼睛而想观赏纹彩那样无法胜任的。
所以“天下”是个神圣的东西,不可人为地去治理,人为地去治理就要败坏它,人为地去把持就会失去它。许由以天下为小而不愿接受尧让出的王位,是因为他将志向寄寓于整个天下。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懂得要顺随自然来治理天下。要取得天道,不取决于他人而取决于自身。自身能够得道则万物均为我所备。透彻地理解心性之术,这嗜欲好恶就不会侵入内心。所以这样的人无所谓喜也无所谓恶,无所谓乐也无所谓苦。万物玄同,无所谓是与非,这均由天道来化育,生死一回事。天下为我所有,我也为天下所有,我与天下之间哪有什么界限!
统治占据天下,哪里是一定要抓住权势、操生杀大权而发号施令?我所谓的“天下”,不是指这意思,而是指“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也就得到了我,我和天下融为一体:天下为我拥有,我为天下拥有,又怎么不能容身于天下呢!
所谓“自得”,是指保全自身的天性,能够保全自身天性的完美,便与“道”融合一体。所以虽然游悠于江边海滩,驰骋骏马,乘坐华丽车子,眼观《掉羽》《武象》之类的乐舞,耳听激荡清朗奇丽婉转的乐曲,高奏郑卫名曲,吟诵清凄高亢的流传民曲,射猎湖泊岸边惊飞的鸟儿,逐猎苑囿内奔跑的野兽,这些是凡夫俗子沉湎放荡的事情,但是圣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却不足以惑乱精神意志,受诱惑而失去本性;同样处穷乡僻壤,置深山溪谷,居草野丛林,住简房陋室,茅草盖顶,柴草编门,桑枝为枢,上漏下湿,阴冷卧室,雪霜铺压,菰蒋蔓延,漂游在沼泽之中,徘徊在山峡之旁,这些都可以使凡夫俗子形体黑瘦疲惫,忧忧寡欢而感不得志,但是圣人处在这种环境中不会忧愁怨恨,并不失掉内心的愉悦。这是为什么呢?在于他们内心已领悟天机,因而不因贵贱、贫富、劳逸的不同而丧失天性。这就像乌鸦哑哑、喜鹊喳喳,哪会因寒暑燥湿的变化而改变它们天生的叫鸣声!
因此,一旦已经坚定地得道,就不受外物变化的影响,不因外物一时变化而来决定自我得道的态度。我所说的“得”,是指生命中的本性处在安适的位置上。生命和形骸一起出自“道”;形骸具有了,生命也就诞生了。生命一旦形成,好恶之情也就容易产生。所以士人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女子有不变的行为原则,规矩使他们不能或方或圆,钩绳使他们不能或曲或直。天地是无限的,所以登上山丘不能自以为站得很高,处在低处不必自以为地位卑微。所以得道者,穷困时不颓惧,显达时不炫耀;处高位而不危险,持满时而不倾覆,新兴时不光耀亮朗,长久后不至于衰变;放入火中烧不焦,下到水中打不湿。所以不凭权势而尊贵,不靠财富而富有,不以有力而强大,平和虚静处下不争,与造化一起翱翔。如果这样的话,就能埋金子于山中,藏珍珠于渊底,不以钱财为利,不贪权势名位。所以不以康安为乐,不以清俭为苦;不把尊贵看成安逸,不把贫贱看作危难;形、神、气、志,各得其所,以顺随天地的运转变化。
形体是生命的居舍;气血是生命的支柱;精神是生命的主宰。一旦它们失去各应处的地位作用,就会使三者都受到伤损。就像圣人让人各安于自己的地位,各司其职而不允许互相干扰。所以形体如果处于不适的环境就会伤残,气血如果运行不当就会泄失,精神如果使用不当就会昏昧。对此三者,人们不能不谨慎对待。
天下万物,小至细微昆虫、爬虫,都有喜好憎恶,都知趋利避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本性在身而没有离弃,如果一旦本性从形体中分离,那么骨肉形体也就不复存在了。人之所以眼能看远,耳听声音,形体能承受重力,关节能伸屈,并能辨察黑白美丑,智慧理性能辨别是非异同,为什么呢?是在于气血充满着形体、精神发挥着作用。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一般说来,人的各种志向行为都与精神相联系,如有人脚绊树桩洼坎跌倒、头撞直木而全无感觉,招手他看不见,叫喊他听不见,可眼睛耳朵并没有失去,但就是没有反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精神失去了应有的司职功能,所以精神集中在小处就会忘掉大处,精神集中在里面就会忘掉外面,精神集中于上面就会忘掉下面,精神集中于左面就会忘掉右面。精神是无不充满又无所不在,所以说重视修养虚静平和之神的人就能将精神(注意)贯注到极细微的事物之中。
现在那些疯子不懂得避开水火的危害,敢跨越深沟险地,难道他们没有形、神、气吗?不是,但他们的神和气的运用与常人不一样。他们的神、气失去了应有的职位,与形体分离了,因此他们的举止行为不能做得恰当,终身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尸走肉,而且不免跌进陷阱泥潭之中,虽然他们和常人一样活在世上,然而免不了被人羞辱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形神彼此分离。所以以神为主宰,形依从神则对人生命有利;反之,以形为制约,神依从形则对人生命有害。贪婪多欲的人,被权势迷惑,受名位引诱,希望超常人的智慧跻身于社会上层,那么他的精神每日耗损而偏离应处的位置,长久迷惑而不能返回本位,形体闭塞而内心不开窍,精神就无法进入。
所以天下常有愚昧狂妄者,患这类疾病者,如同膏烛之类,火烧得越厉害,这种膏烛就消融得越快。精神恬静平和而日益充实,人的身体就强壮;反之,精神躁动烦恼而日益耗损,人的身体就衰老。因此,圣人注重调养自己的精神,柔和气志,平稳身体,和大道一起运转变化,该恬静时就放松它,该急迫时就使用它;放松它就如同垂放衣服那样轻便,使用它就如同击发弓弩那样迅疾。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不能相合万物的变化,没有什么不能适应万事的变动。

统治人民的方法,应用处静以修养身心,以勤俭节约为下属作出表率。君主如果处静以修身则民众就不受骚扰,君主如果勤俭节约则民众就不抱怨。因为民众骚扰不安,政局就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则说明君主恩德薄浅。接下来就是,政局混乱则贤能人士就不会替君主出谋献策,君主恩德浅薄则勇武之士就不会替君主卖命拼死。所以,君主若是喜好收养观赏猛兽凶禽、收藏怪异奇特之物、性情暴躁、好乐昏乱、不惜民力、驰马打猎、出入不按时节,这样朝政百官必定随之混乱不堪,事务辛苦,财钱贫乏,万民愁苦而生产荒废。君主如果喜好高楼深池、雕琢刻镂及华丽的纹彩、各种精美织物和珍宝珠玉,就必定要想方设法搜刮以致赋敛无度,这时民众就会被弄得财穷力尽、疲惫不堪。尧帝拥有天下,不是为着贪求万民百姓的财富,利用君位来享受安乐的,而是为百姓改变连年征伐战争、以强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乱局面的,因此尧帝亲自带头实行节俭、向民众昭示仁爱之心、让人们和睦相处。所以他的住房是茅草盖顶、不加修剪,柞木为梁、不加砍削;乘坐的车子不加绘画,蒲草席垫不镶花边;祭祀用的食物不调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捣细;巡视狩猎只为推行教化,辛劳地奔波于三山五岳。这些难道是他所应得的奉养还不足以使他享乐而为此辛劳奔波?不是的,是因为尧帝一心为的是国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这当中并未获得任何利益好处。而到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济的时候,便将整个天下传给舜,这犹如倒退脱鞋一样简单容易。而到衰败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些君主哪怕是只有一天拥有天下、处在君主位子上,也要竭尽全力来消耗百姓的财力和精力,以供养满足他的声色享乐,一心用在宫殿楼阁、池塘苑林、奇兽怪物、珍宝奇物这些事上。这样导致贫苦百姓连酒糟、谷糠都吃不到,而皇宫里畜养的虎狼熊罴却吃厌了猪羊牛肉。贫苦百姓连粗布短衣都没一件完整的,而宫室里的人却穿的是锦缎。君主忙乎的都是些于社会民事无用的事情,从而使黎民百姓疲于奔命于天下,弄得憔悴不堪、精疲力尽,整个天下人都无法安生。
君主所处的地位,就像天空中发射光明的日月,天底下的人都侧目仰视、侧目恭听、伸长脖子抬起脚跟来眺望。所以,君主只有淡泊才能显示美德,只有宁静才能维持久远,只有宽大才能容纳一切,只有仁慈才能怀拥民众,只有公正才能明断是非。因此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高明的工匠裁取木料一样:大的用来做舟船柱梁,小的拿来做船桨楔子,长的用来做屋檐椽条,短的拿来做短柱斗拱;无论大小长短,都将它们派上用场,规矩方圆都恰到好处。天下毒物,没有比乌头更毒的了,然而良医就是将它装在袋里收藏起来,因为有用得着它的时候和地方。所以,莽莽森林中的野草树木,尚且没有可抛弃的,更何况是人呢!今天那些朝廷不荐举、乡里不赞誉的人,并不是他们无才缺德,而是这些人用非所能。鹿上山时,快得连獐子都赶不上,但等到鹿下山时,牧童都可以追上它。这说明一种能耐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所以有雄才大略者不可用雕虫小技来苛求他,而只能耍小聪明者不可委以大任。人有各种各样的才干,物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人任一份工就嫌太重太累,但有人任多份工都不嫌吃力。所以能计较弄清毫厘小数的人,一定弄不清天下这大数;盘算精明到小数目都不会出差错的人,碰到大数目就会糊涂困惑。这些就像不能让狸猫去与牛搏斗、让虎去捕鼠一样。今天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兼并域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恢复濒临灭绝的世族,这些人的志向在于宏扬正气纠正邪恶、决断处理烦难杂乱的问题,而现在却要他们去管理一些宫内家庭事务;有些人只具备一些小本事,却相当机巧奸诈、善于奉承献媚、讨好主子、追随浅陋习俗、低三下四地哗众取宠,却被交付委任以天下大权,参与治理国家的机要大事:这种大才小用、无才重用的做法,就像是用斧头去剪毛发、用剃刀去砍树木一样,都失 去了它们所适宜的东西。
君主应凭借天下人的眼光观看事物、借助天下人的耳力聆听声音、凭借天下人的智慧考虑问题、依仗天下人的力量争取胜利。因此,君主发布的号令能够向下贯彻,群臣的情况能够上达;百官同心协力,群臣紧密聚集;君主不凭一时喜怒而实施赏赐和诛罚;所以君主树立起来的权威不易废弃,聪明广远不易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闭塞;善恶是非每天出现在眼前而不会弄错。因此,贤能的人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差的也竭尽全力;君主的恩德施予普遍而不偏私,群臣勤奋工作而不懈怠;附近居民安居乐业,边远民众归顺德政。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其原因何在?是在于君主采用了正确的用人选人方法,而不是只靠君主一个人的才能。所以借助车马的人,脚腿不辛苦而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会游泳而能横渡江河大海。
君主在主观思想上,没有一个不想集天下人智慧、用众人力量去处事办事的,然而那些对君主表达效忠之心的人,却很少不使君主产生困惑的。因此,君主对那些言论正确的,即使是役民樵夫,也不能弃之不用、拒之千里;对那些言论错误的,即使是常给朝廷出谋的卿相,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是非曲直,不是以地位贵贱尊卑来确定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听取群臣意见时,如果他的计策管用,就没有必要因他的地位低微而羞于采纳;如果他的意见可行,就没有必要嫌他嘴笨而不去采纳。但是,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他喜欢那些熟悉的习性相近的人,即使是行为不正派,也装作不看见;而那些他所疏远、被看不起的人,即使是为他竭力效忠努力工作,也只当不知道。或者将那些进善言的人抢白得哑口无言,或者对直言进谏的人套以罪名无辜诛杀。像这样的昏主还想光照四海、抚慰万方,这就像堵塞耳朵听音乐、蒙着双眼看颜色,实际上他离耳聪目明还远着呢!
法是天下社会的度量标准,也是君主手中的准绳。社会制订颁行刑法,是为了依法惩处犯法者;设置实行奖赏制度,是为了奖赏有功之士。这种刑法和制度一经制定,符合奖赏制度的就要嘉奖、触犯法律的就要受罚。尊贵者触犯法律也不得减轻处罚,卑贱者犯了法也不会加重处罚。犯法者尽管贤能也一定严惩,守法者虽然无能也不可无端治罪。所以秉公执法风气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古代设置理官,是用来制约民众,不让他们恣意放纵。设立君主,是用来制约官员,不让他们专行妄为。而宗法礼义的制定,又是用来限制君主的,不让他独断专横。这样,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不受限制而放纵专行,那么“道”就占了主导地位、取得胜利,“道”取得胜利,这事理就通畅,于是便可返回到无为而治的境地。这里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凝滞不动,而是说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而不考虑事物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寸”的度量是根据禾穗的芒长来制定的,而穗的芒又产生于有形的植物,植物生长又离不开阳光,这就是“度”的本原。同样,音乐产生于五音,五音产生于十二律,十二律产生于风,这就是声音的根本原理。法的情况也一样,它产生于公众的道义,这道义产生于公众生活的需要,并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心愿,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害。所以,与这些“根本”、“本原”、“要害”相通,就不会被末节搞乱,掌握了这些“根本”、“本原”、“要害”,就不会被繁琐搞糊涂。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间社会又转过来制约人们使之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这样的缺点过错,就不要非难他人身上有的同样缺点过错;自己身上没有的优点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别人有这种优点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层民众遵循法律,那么上层君主百官也应遵循法规;禁止百姓民众不能做的事,那么君主自身也不能做。这才叫法制社会。所谓“亡国”,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君主,而是说这个国家没有“法”;现在说变更法制,并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执法守法的榜样,这样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还是一句话,君主如能用法严格地约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施行无阻。
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驾御马车:善于控制缰绳、调节辔头来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通过他平和的吆喝来调节车辆的快慢;驾御马车的法术熟谙于胸中,而竹鞭又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缰绳的松紧,吆喝声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无不传达他的意旨,而马儿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马车的进退、转弯都能符合规矩,取道上路多远都能到达,可人马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这都应当归功于神奇的驾御术。所以说,王位和权力是君主的车辆;而大臣则是君主的驾车马匹。身体还没在车上坐稳,马儿又不听使唤,就开始启动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好像还没有过。所以车、马不协调,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驱车上路;同样君、臣不和谐,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驾御法术,使管仲、晏婴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明确君臣名分,使盗跖、庄 蹻这样的大盗也难以作乱耍奸。
趴在井栏朝着井水照脸,眼睛视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镜来照脸,脸上的毛孔和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耗竭,物体来到时能看清它们的形象、事情发生了能应对它们的变化,不论远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不靠偶然的机会而遵循必然规律,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失误。
那优秀的驾御手,使马儿的体形动作和车子协调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马儿沟通一致,那么就是经过险阻,到达远方,进退转弯,没有不称心的。反过来说,即使有骐骥、 騄駬这样的良马,但让臧获这样的愚者去驾御,那良马反而变得暴躁放纵起来,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坏事。所以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但也不要压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励人争名争利,但也不要人放弃合理的竞争。”这样恰到好处,人欲能合理释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实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确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应放适当的位置使用,这样,天下就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果不是根据人的才能是否称职,而是根据他人的非议或赞誉来评品人之优劣,抛弃勤于公职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结党营私之徒,那么奇异之才就会躁进跻身处在与他才能不相称的位置,忠于职守的官员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晋升。这样一来,全国的民间风气就被搞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准则是君主用来控制下面群臣百官民众百姓的,如果放弃不用,就好像不用缰绳嚼子、骑光背马疾驰一样,百官百姓反过来会戏弄君主。所以说君主有法术就可制御群臣百姓,不用法术或无法术就要被群臣百姓控制。吞舟的大鱼,离开水面跳到陆上,就会被蝼蛄、蚂蚁欺侮,这是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离开树林,就会被狐狸擒获,这是因为它处在它不该处的地方。 统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弃君主本应持守之道,去干涉下属官员分内的事,这样使下属官员反而感到不好办,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而那些忠于职责的官员也只能顺从君主的意愿、看着君主的脸色行动以讨君主欢心;他们也只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不用,反将自己分内的事,乃至责任全都推到君主身上。
在这种君主事必亲躬、包揽一切的情况下,那些尊贵的卿相对于勤劳政事,通达事理的官员对于考察事理,骄横放纵的官僚对于恭谨守职,势必不如君主。君主不很好地运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欢每事必亲躬,就会每天伤透脑筋、背着所有的责任包袱无法摆脱。这样,君主原本有限的统御群臣之术就在日常事务中被削弱,办事处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于繁琐具体的国务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制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个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严不足以施行惩罚,这样就无法与群臣百官产生交往。还有,君主如果在内心世界产生喜怒情感,就会在外表神态、言语中表现出来,这样使那些忠于职守的人偏离正道而转到逢迎阿附君主,有些官吏就会出于私心破坏法律来顺从不正之风,于是奖赏与功劳不相符合,处罚与罪行不相对称,上下离心离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执政官员阿附逢迎君主,那么当他们有过失时,君主就无法责备他们;而有罪不加以惩处,百官群臣就会议论纷纷心情烦躁而思想混乱,这时君主再有智慧也无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当诽谤和吹捧风气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无法照亮人们。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无为,那么君主是越辛劳而下属百官是越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口,取代木匠斫削木料。你与马赛跑,筋骨跑断也追不上马;但坐上马车手操缰绳辔头,那么马就不得不听你的使唤,以至累死马儿也是相当简单的。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来驾御,英明君主只须稳坐马车厢里,无须亲手驾御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长才智来作为自己驰骋的羽翼。
所以统御民众的君主就该持清静无为之道而守着根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无个人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处处想插手表现自我,那么谗佞就会产生;而有个人偏好贪欲,那么阿谀就会兴起。过去齐桓公喜爱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长子献给齐桓公以骗取宠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晋献公就用璧玉良马来满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进军;西戎国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歌女诱惑使之丢失土地。这些均因国君好利贪欲而被人算计。所以只有从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种信念,只要自我不变质,外界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此拔去的。反观物质世界:那火虽然热得灼人,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销熔它;树木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伐它;水虽然漫溢渗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东西才没什么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门户,外界的邪气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关卡。心欲不外逸、邪气不入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什么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力。人的精神劳累就会离散,耳目淫荡精气就会衰竭。所以得道体道的君主是熄灭欲火、抛弃杂意,以清静无为来对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说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务揽于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种名分来落实实际事务,使各种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而不瞎指挥,提出责职权益而不多下指令;以无法规定、无可奈何的“道”作为法宝,这样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岗位而尽心尽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权势,那么对于教化民众这点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过去,无能的卫国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权力的缘故;而平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能干的管仲、晏婴做他们的臣子,也是因为景、桓两公身处君位的缘故。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聪明的,是因为怯懦、愚庸的身处地位要超过勇武聪明的。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树梢不能强于树根,这样大的重的就能够制约小的轻的;就像五指属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灵巧,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就是说小的属于大的控制。正因为这样,谁获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势就显得很重要,这样他尽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胜任的却很大;他尽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却很广。因此,十围粗的木柱,却能支撑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却能控制大门的开关。这难道是木柱和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胜任房屋重量和大门开关?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处的位置太重要关键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圣的学问、通晓六艺的理论,但是后来继承传播他们的言论思想、亲身实践他们的志向、仰慕追随他们的义理和风格,并为他们奔走效劳的门徒只不过数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门徒就不是数十个人了,可能天下到处都是儒、墨的门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害而感到悲伤,并为之挥袖而起,领兵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攻到宋国都城、并取得胜利,这一切因为楚庄王掌握权势而导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上朝,整个赵国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文王、赵武灵王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处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贝带、戴着砫 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耻笑了。
在整个社会中,能够自觉爱好善良,乐意正派,不靠禁令惩罚而就能遵守法规的老百姓,大概是一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因为这样,所以君主发布法令就应坚决、实行就应坚定,服从者就让他得到好处,违逆者就叫他遭殃,这样,转眼功夫,天下就没有不遵守法规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剑锋,将剑倒着迎战敌人,即使是像北宫子和司马蒯蒉这样的勇士恐怕也难以去与敌人交战;而手握剑柄、以剑锋对准敌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战胜敌人。这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让乌获、藉蕃这样的大力士去牵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断,这牛还是不听你的话,原因是在于你违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细的枝条贯穿牛的牛鼻,这样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牵着牛周游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顺应了本性。七尺船桨能够控制船只的左右方向,是由于凭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发号施令能够令行禁止,是依靠民众的势力。
能够堵塞防止危害民众的事,开发推行有益于民众的事,这样君主的威信,就像挖开池堤池水畅通灌溉田地一样深入人心。所以说顺流而下是很容易到达目的地,背对着风奔跑是容易跑得远的。齐桓公登基执政,下令不许畜养食肉的猛兽和吃粮食的鸟儿,撤除捕捉动物的网罗,仅这三项措施实施就使百姓心悦诚服;而殷纣王残杀王子比干就使骨肉间产生怨恨,斩断早晨趟水过河人的胫骨就引起万民叛乱,仅这二项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义举,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时都获得利益,而其中只要有一人得利获益,就能使天下人从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没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时受害,但只要残害了一人,天下人就会离心背叛。所以齐桓公靠办三项事件便九次会合诸侯;殷纣王只做二件蠢事就遭灭亡,此时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赋税,一定要事先盘算一下年成好坏,估计一下人民手中的积蓄,弄清百姓是饥还是饱、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高耸的楼台、层叠连片的榭屋和宫室,十分壮观漂亮,但是老百姓还挤在土房窄屋里栖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住入这些华丽的宫室楼台里为快乐;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还过着糟糠粗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为甜美;安适的床榻、细软的席垫,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还过着戍守边境、遭受危难、战死野外、尸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他对百姓的痛苦而担忧、悲伤,只要国家里有挨饿的人,他就不会对食物挑东拣西;只要国家中还有挨冻的人,他就不会身穿裘皮;只有当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时,君主才悬挂钟鼓、陈设干戚,君臣上下与民同乐,国家因此无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铜钟、石磬、箫琴,是用来表达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表示愤怒的;制定祭祀、应酬礼节,是用来传递互相友善、喜悦的;而穿丧服系麻绳着草鞋、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是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这些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乱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时不顾百姓的承受力、聚敛财富时不看百姓的家底积蓄,民众从事的男耕女织根本无法供给上面君王的奢求,这样导致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却去撞击大钟、擂击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进入宗庙祭祀神灵、穿着细软华丽的锦衣出征打仗一样,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乐的目的了。
百姓维持生计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性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不过十亩,中等土质的地一年每亩收获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都靠这些收获过日子,有时还要碰到水旱虫灾,就无法缴纳赋税供给政府朝廷的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够令人忧愁的。全国可耕种面积,按三年耕种积余一年粮食来计算,九年只有三年积蓄,十八年则有六年的储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积累。这样如遇水旱虫灾,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个国家如无九年的储备积累,就叫不足;一个国家如无六年的积蓄储备,就叫悯急;一个国家如无三年的积蓄,就叫穷乏。正因为这样,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节制,自己消费知道限制,这样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养,而不至于会遭受饥寒的灾难。反过来,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骚扰百姓,侵夺吞没百姓的财物以满足他的无穷贪欲,这时,百姓们就无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赐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则是君主的根本。知道这道理,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应上循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这样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五谷就能繁茂生长。君主还应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各种树木植物,致力于农业耕种,发展桑麻业,按各种不同肥沃贫瘠的高原山地来种植相宜的农作物。而对那些丘陵险地及不能种植五谷的地域,则种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积蓄蔬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着不会缺少用品,死后不至于抛尸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是:畋猎时不得杀绝成群的野兽,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鱼,不焚烧森林打猎。不到能捕杀弱兽的时间,不让在野外设置捕捉的罗网;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不得在水中撒网;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食物的时间,不得在山谷安装罗网;草木还没凋落之前,不许进山林砍伐;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不准放火烧荒。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准掏取孵化着的鸟蛋,不许捕捞长不足一尺的鱼,不得宰杀不满一年的幼猪。正因为这些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草木生长如气一样蒸蒸升腾,禽兽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飞鸟入林如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均归功于君主保护生物的措施得当。所以先王执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时就要农民修整田疆;虾蟆鸣叫燕子归来之时就组织劳力修整道路;阴气降临百川之时就发动民众修建桥梁;黄昏张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播种黍豆;虚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好越冬麦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做好收敛储藏、砍伐薪柴以便过冬。这些政令,上告苍天,祈求保佑,下达万民,令其实施。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处事周全,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充盈,让远方异族归顺,是因为他的道性完备的缘故。这道性不能显现目见,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获益不忘于心,这样这道性的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备了。人心对于人体的九窍四肢来说,尽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窍四肢这样具体器官的功能,但手脚的一举一动和耳目的视听都以心为主宰,并不忘心给予它们的主宰作用和好处。所以尧帝心地善良,众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来;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为,众人也就随之为非胡乱起来。善行积累则功业告成,恶贯满盈则祸害来临。
圣明之人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的:考虑问题要细致,处事要谨慎,同时胸襟要开阔,志向要远大;智谋要圆通灵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广泛多样而处事要简约。所谓心要细,是说要在祸害尚未发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预见而加以防备,警惕和谨慎地对待可能会出现的过失及萌芽状态中的危险,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所谓胸襟开阔,志向远大,是说能兼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四方边远的异邦,庇护恩及天下百姓,让他们亲密聚合如同一个宗族的人;无论是和你一致的还是和你不一致的人,都要能将他们团结在你的身边,就像车辐聚合在车毂周围一样。所谓智谋圆通灵活,是说智慧如圆环那样反复运转、始终无端;像江河那样到处奔流,四面畅达;又像深渊泉水那样永不枯竭;这样万物因此兴盛,没有不响应随从的。所谓品行端正,是说站得直、不弯腰屈服,朴素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自满。所谓才能广泛多样,是说文武具备,动静符合法度,举止恰如其分,没有阻碍和抵触,没有不完全适宜的。所谓处事简约,是说掌握权柄、运用权术,以简约驾驭繁琐、以少制多,处静执中,如同璇枢掌握斗柄运转一样,以一合众,就像符节相合。所以心细谨慎者就应将错误禁绝于微细萌芽中,胸襟开阔、志向远大者就应无所不容,智谋圆通者就应无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为,才能广泛者必无事不能,处事简约者必持简要原则。
古代天子上朝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朗诵读歌,乐师规劝告诫,平民百姓的街市议论由有关官吏报告君主,史官记载天子的过失,宰臣减少天子膳食以示思过,尽管这样,天子对这些监督仍嫌不足。所以尧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备用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哪怕出现细微的过失,他们都已做好了防备的措施。这些圣人明主,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对于过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荡而称王拥有天下。在那个时候,君主饭前要先击鼛鼓,饭毕演奏完《雍》乐后再撤席,用过饭后还要祭灶神;他们办事处事时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却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为祸作乱,这可以称得上最可贵的德政了。但是他们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由此看来,圣人君主是多么地小心啊。《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言行谨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多福利。”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武王讨伐纣王,打开巨桥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百姓、将鹿台府库里的钱财分发给民众;同时修整忠臣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故里表彰商容的贤德,朝拜商汤的宗庙以示敬仰,并解除对箕子的囚禁;让人们都返回家园,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故旧、新人之分,只要贤能就亲近他们,任命使用的并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亲信旧臣,但安然地如同本来就拥有他们一样,使他们能像原有的亲信旧臣一样各安其位。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胸怀是多么地博大啊、志向是多么地远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广泛地研究以往治国的是和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的教训,都记录在册存放明堂以供借鉴。然后广泛求教、集思广益,以便能处理应对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智谋是多么地圆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观察前人存亡的事迹,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乎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有所选择后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过苌弘,勇力压倒孟贲,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闩门的横木,他的才能够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终被人们尊称为“素王”,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隐去丑事,编写《春秋》以弘扬王道,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却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临死亡境地、遭受患难危险,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着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他处事简约,所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来就少,却又喜欢卷入过多的繁琐事务,处事又不简约,所以一举一动均行不通办不成。正因为这样,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吴起和张仪,却想使大国君主互相争斗,结果导致自己被车裂肢解。所以,凭着正道实施教化,则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则困难且必定要失败。大凡想在天下实施自己志向、却又舍弃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简约方法、而选择采用繁琐困难且必要失败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这上述讲的六种相成相反的处事原则,不可不察呀。
全面了解万物而不知道社会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人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可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得不割爱,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有时碰到烦难之事,但他那聪慧的心志还是会呈现出来。心地宽厚的人能经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会强加给别人;由近而知远,由己而知人。这就是仁智结合运用的结果。对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对小的错误加以责罚,是为了使他大了能安宁,只是出于爱护同情之心才推行这种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决断做法。而一味讲仁的人是难以做到这点的。所以仁和智有时是错开有矛盾的,有时又结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结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时仁和智错开不相合,就是权变做法。这两者的含义则是一样的,都是出于知人爱人。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则受义制约。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讲道义,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样,是没有资格主持国家大政的。耕作农田之事是相当辛苦的,纺纱织布之事也是相当麻烦的,但老百姓就是在这辛苦麻烦中也不放弃耕织,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靠耕织才能过日子。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获得衣食的途径只能从事耕织,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知道,这种耕田织布像其他事物一样,开始时是辛苦麻烦,但最终是会获利的,然而在众多蠢人中间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变通灵活处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变通灵活处置事情的很少。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所具备的物性,聪明人也都具备;事物可以变通,聪明人也都能灵活变通。这也就是聪明人之所以顺顺利利的原因。所以聪明人往往是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开始得意高兴而后悲哀痛苦。
所以你告诉他今天干什么便能成功享受荣华富贵、明天再考虑怎样做合符道义的事,他很能听得进;但你告诫他应该先做些合符道义的事,以后再考虑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很难听得进你的话。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当问盲乐师:“洁白的颜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洁白的丝绸那样。”又问:“黑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样。”但你真的拿出白与黑两种颜色的东西叫他分辨,他就无法分辨了。这是因为分辨白与黑靠眼睛,而说出白与黑则靠口,盲乐师可以用口来描述白与黑色,但无法用眼来辨别白与黑,所以当他用口描述白与黑时,其能力与常人一样;但当他要用眼睛来辨别白与黑时,其能力就与常人不一样。在家孝顺父母,外出做官忠于君王,这道理无论是聪明人愚蠢人、贤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义的,但要他们讲清楚怎样尽孝尽忠、为何要尽孝尽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大凡人们考虑问题,总是首先认为可行的,然后才去实施,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人收到预期的效果,有人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由于聪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就人的本性来说,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重要的。将“仁”作为主体,用“智”去实施它;这样以“智”、“仁”作为基础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辩才,处事迅速勤快、灵巧机敏,聪明地审察分析,这样就集中了所有长处,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没有多少,却学会了一些雕虫小技,又没有仁和智来作为主干表现在外,而拥有的上述这些“捷疾、劬录”等,只会增加它的危害性。所以不“仁”却勇武有力、果断敢为,就会像疯子握利剑一样,后果难测;没有“大智”却能言善辩、机敏乖巧,就会像骑着骏马驰骋而漫无目标。所以虽然有才能,但使用不当,所处不适宜,那就会被用来助长虚伪、粉饰错误,这样,所具有的技艺多还不如少些好。所以不仁且有野心者,是不能让他获得有利地位、处有利形势的。而那些天质愚笨者,是不能授予重要权力的。
鱼得到水才能游得快乐;如果池塘决口水干涸,脱离了水的鱼就可能被蝼蛄蚂蚁所吞食。所以要有人负责修理池塘堤防,补好缺口,这样鱼就能得水而获利。国家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人也应有赖以生存的东西。这国家赖以生存下来的东西是“仁义”,而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则是“行善”。一个国家一旦到了不讲“仁义”,那即使大国也必亡无疑;一个人一旦没有了“善心”,就是勇武有力也必定会受到伤害。治理国家是上面君主的事,一般人难以参与;而在家孝敬父母、顺从兄嫂、取信朋友这些事却用不着君主发布命令就可去做的。撇开自己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要求自己去做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不应做的事,这实际上是违背了事理。士人处在卑微隐逸的地位时,要想上进有所表现,必须首先从自我修身养性做起。所以进取为官是有门道的,你如果名气声誉不佳,还是不能被选中任用的。同样获取名誉也是有门道的,如果你不能取信于朋友,也是难以获得好声誉的。同样取信于朋友也是有门道的,你在家侍奉孝敬父母都不能让父母愉悦,那又怎么会使你在交朋友中取信于友?能让父母愉悦舒坦也是有条件的,你自身的修养都不真诚,又怎么能侍奉好父母双亲?同样,修身真诚也是有准则的,如果心不专一,就难以做到心性真诚。上述这些做人的道理相当浅易,并且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是做还是不做;但有些人却要到远处去寻找这些道理,所以总是无法得到。


君主治理天下,应实施无为而治,推行无须说教就能使人明白的原则。君主自身应清静而不浮躁,坚持自然法度而不动摇;以顺循事物固有特性的态度任用下属,充分发挥群臣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尽其责而自己不必亲自操劳和费心。所以根据上述的原则,君主心里明白,藏有韬略却让国师来晓喻开导,能说会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脚腿灵便却让相者引导宾客,耳朵聪敏却由执政官员来转达百官意见或计谋。因而,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计划便不会过错;言论合理,行为可作天下之表率;进退适合时宜,动静遵循原理;也不会因事物的美丑而产生好恶之情,更不会因赏罚而喜怒;事物叫什么名称就随它叫什么名称,事物属什么类别就让它属什么类别;事物是什么样子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所以,古代帝王君主,带的冠冕前面装饰一串珠玉,这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冠冕两侧垂悬的绵丸球,这是用来堵塞耳朵的;皇帝宫外设立的屏风,这是用来阻隔自己、远离小人的。因此君主管辖的范围越远,所审察的范围却越近;治理的事情越大,所操持的事情却越小(越简约)。眼睛乱看则易淫邪,耳朵乱听则易迷惑,嘴巴乱说则易搅乱。这三道关口,平时不可不谨慎把持。如果要去规范它,则是离散了它;如果要去修饰它,则是伤害了它。
接受天之阳气的叫魂,接受地之阴气的叫魄;魂魄返聚心体玄房,各自所处自己位置,持守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气。这太一元气是与天道融会相通。天道沉静玄妙、没有形貌也没有常态规则,其大不可极,其深不可测;它常与人一起化育,而人的智慧却无法把握它。
过去神农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藏匿而不显露于身外,只怀着一颗仁爱真诚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及时降落,五谷繁茂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月检查,每季考察,到年底向祖宗神灵汇报丰收成功的喜讯,按季节尝吃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灵。明堂的建制式样,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而无四面墙壁,但风雨却不能侵袭,寒暑也不能伤害。每当祭祀祖宗神灵时,怀着公心养育民众的神农氏率领随从胸襟坦荡步履从容地进入明堂。他的民众朴素稳重、正直诚实,不用互相争夺,因为财物富足,不用过分劳累身体而能大功告成。他凭借着大自然的资助,而与天地自然融会一体。所以,他尽管身处威厉地位,但却从不逞威逞凶;制定刑法政令,但却不必动用;法令简略而不烦杂,所以对民众的教化功效神奇。他的管辖范围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到旸谷,西到三危,各处无不听从归附。在这个时候,法律宽厚,刑罚轻缓,监狱空虚,而天下风俗却纯一,谁也不怀奸诈之心。
而晚世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君主热衷于索取而没有休止,官吏贪婪得不懂得半点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夺,费尽辛劳而不得报酬;智巧奸诈从此萌发兴起,盗贼从此滋生泛滥;上上下下互相怨恨,法规号令不能推行实施;政府各级官员不致力于归依天道,而是违逆治国的根本,只注意修饰枝节、小事;这时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罚却得到加强增重,而想这样来治理好天下,无异于手拿弹弓却想招引鸟雀,挥动木棍却想与狗玩耍,那只会乱上添乱。水混浊则鱼儿就会浮出水面呼吸喘气,政令烦琐苛刻则民众烦躁不安。所以那些驯养虎、豹、犀牛、大象的人,尽管给这些动物修建了栅栏,供给这些动物喜爱吃的食物,并适时投放不让这些动物挨饿,改变这些动物的暴怒性情,使之驯驯服服,但就是不能使它们享尽自然寿命,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身体受到了强制的约束和胁迫。因此,在上的君主多智巧,在下的臣民就多奸诈;在上的君主多事情,在下的臣民易生事;在上的君主好烦扰,在下的臣民必受干扰而不安定;在上的君主多贪欲,在下的臣民好争斗。不立足根本而去追求末节,就好像扬起尘土去制止飞尘、抱着薪柴去救火一样。
所以,圣人简省事务而治理容易,欲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布施而能表示仁爱,不须信誓旦旦反能显示诚实,不需索取就能获得,不用做什么反能收到成效;他安然不动保守纯真,怀抱道德以诚待人;天下人都归顺跟随他,如同回音应和声音,物影跟随形体:这些都在于圣人修养根本的缘故。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唯有从精神上纯化才是根本,那至精的无为之道才有神奇作用。
大声呼喊只能传到百步之远,而心志精神却能超越千里之外。冬天的阳光、夏天的荫凉,万物都向往和喜欢它,却又没有谁要万物这样子。所以,最纯精的东西,你不用召唤它就会自然到来、不用挥手它就会自然离去;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使事物自然成功;有智慧者无法说清楚,善辩者又无法形容它。以前,孙叔敖安然静卧,使楚国不用刀枪却能称雄天下;楚都城南的勇士宜辽熊面对白公胜举剑威逼,心志不惧泰然自若地转动着手中的球丸,表达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场,使自己在白公胜和令尹子西两家的战难中免受牵连。披挂着皮革护胸甲和铁制铠甲,怒目扼腕、情绪激愤、立马横刀来抵御敌兵的刀枪,其功效要比以德服人差远了!以钱财笼络、刑法镇慑,这样来解决危难,其作用要比以德感化小得多!凭眼睛观察事物、靠言辞发号施令,这样治理天下比无为而治难得多!
过去蘧伯玉做卫国的丞相,子贡前去拜访他,问:“你是如何治理国家的?”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征伐卫国,先派史墨前去侦察。史墨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当卫国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由此看来,坚固的要塞和险峻的关隘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功效呢?所以皋陶尽管聋哑,但就是凭着哑疾而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暴虐的刑罚,哑巴却有着比语言更值得珍贵的地方;师旷眼瞎而当上晋国的太宰,晋国便没有混乱的政局,瞎子有着比明目者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说,不动嘴说话就能实行政令,不睁眼观看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伏羲和神农能成为后人师表的缘故。民众受感化,不是根据君主的言传,而是根据君主的身教。
所以,齐庄公好养武士和穷兵黩武,尽管他并没有要百姓互相争斗,但国家就是多灾多难,致使后来崔杼弑君作乱。楚襄王专淫好色,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传色情,但民众却淫乱昏昧,最后发展到国土丧失、逃离京城的灾难发生。所以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就像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一样,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发射时的毫毛之差,都会造成极大误差的后果。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精神感化这一事情。
荣启期弹奏一支乐曲,孔子听了快乐三天,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挥手弹拨一曲,齐威王听了悲伤一整夜,这是因为齐威王受到了曲调忧伤之情的感动。人在琴瑟上的弹奏,感情通过乐曲声音表现出来,人听了后就会引起悲哀或快乐。颁布法令、设置奖赏而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是在于实施赏罚制度的人没有随之推行他的诚心。宁戚在牛车下唱起商调歌曲,齐桓公听后感叹醒悟,明白了宁戚的苦衷,终于任他为官,可见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是多么地大啊!所以说,能听懂看懂音乐舞蹈,也就能知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风俗习惯,也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感化作用。孔子向师襄学习鼓瑟弹琴,并从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这是孔子通过音乐语言而领悟出的主题内涵。同样,延陵季子从聆听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中了解知道殷商的风俗习惯,这是延陵季子通过今天近世而认知到遥远的过去。这些创作完成于上古的音乐诗篇,流传千年而不磨灭,还能给人以启迪和影响,更不用说这些音乐在当时的感化作用了。
商汤的时候,连续七年干旱,汤王亲自到桑林向神祈祷,以自责来感化天神,因而很快乌云密布四海,大雨降临千里大地。所以说,怀着质朴真诚之心,就能感动天地,神奇般地感化所有一切;所以靠行政命令来规定人们干什么不可干什么,哪有上述如此神奇的功效!古代圣王将最精粹的精神形成保存在内心,又将好憎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号令则阐明仁慈的旨意;他通过礼乐来陶冶民性,用歌谣来讽喻民风;他的这种精神感化功业持续贯通万代而不会停止、横贯跨越四方而不会穷尽;就连禽兽昆虫也随之受到陶育感化,更何况由这样的圣王执法施令,天下谁不听从感化?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用礼制方法来约束民众使他们不做错事,而用奖赏贤才惩罚暴虐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是最下策的。秤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政令。权衡轻重,哪怕是蚊子头那么小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矫正枉屈,哪怕是针尖那么大的误差也不能发生;纠正歪邪,不以私心回避风险;奸诈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谗佞之人不能使他乱法;因为执法公正严明,所以怨恨也不会产生藏匿,恩德也无从谈起:这种凭借法术治国而不重视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采用的。
船航行在水面,车行走在陆地,这是自然之势决定的。行车时由树木撞断车轴、行船时急流暗礁撞破船只,人们不抱怨树木和礁石,而怪罪撑船者和驾车人的拙劣驾御技术,这是因为木石本身不含有像人那样的智巧和心计。所以,人在遵“道”、循“道”中一旦掺杂了智巧心计就会使人惑乱,人在守“德”、行“德”中一旦加掺了心计智谋就会使人陷入危险,总之,人有了小心眼就会迷惑昏乱。心计智谋比兵器还厉害,莫邪宝剑与其比较也就算不了什么;战争中没有比运用战略战术智谋计策更重要的了,与它相比较,临阵击鼓进军冲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人们使用的那些权衡规矩,一旦制定就不再变更了,它不因秦、楚强权政治而改变,也不因胡、越地域差异而变化,永远保持一致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样,一旦定型,便万世传下去,它们就是在无知无觉中为人们做着度量物体的事情。所以,世上会有被废弃的亡国君主,却不会有被废弃的道术;人会有穷困潦倒的时候,而事理却不会有困阻行不通的时候。由此看来,“无为”是道之根本。人能掌握无为之道,就能应对任何变化;只凭个人的才智,是难以实现天下大治的。
汤王、武王都是圣明的君主,但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贤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的他却不能像北方胡人那样骑着骏马去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尽管博学多才,却不能像山民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由此看来,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有限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内、保护四方,而不因循道术,只凭一己之能,那么他离走投无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智”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合金块;桀王手下的推侈、大牺,下水能杀大鳖和鼍龙、上山能擒熊罴;但是一到商汤率兵车三百于鸣条围着夏桀、擒困推侈、大牺于南巢时,这些勇武有力最终有力无用处。由此看来,凭恃个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
智慧不足以治国、勇力不足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智也不值得依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但反过来说,君主是不出朝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能以身边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边的人推知其他个人,这就是说积集体力量、聚集体智慧,所以能战无不胜,事无不成。井里、小水坳内之所以没有鼋鼍,就在于它们太狭窄;园圃中之所以没有参天大树,就在于园圃太有限。一个人举重鼎,力气小而举不起,但等到众人合力将鼎举起移开,就不一定要等待大力士来完成了。所以千人之中必有栋梁之材,万人聚集没有办不成的事。
骅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跑上千里不在话下,但如果让它们去捕捉兔子的话,那还不如猎犬,这是因为各自的技能不同的缘故。猫头鹰晚上能抓得着蚤子和蚊子,真是明察秋毫,但一到白天,即使两眼圆睁,却连山丘这样的庞大物体都看不清,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生理特性所决定。这也就像?蛇在游雾中升腾、应龙乘云气上升、猿猴在树林里敏捷跳跃一样,均由这些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决定。所以古时候造车子,漆工不管画图、雕匠不管砍削,各类工匠只擅长一种技能,就像士人不兼官职一样,这样各守其职,反而相安无事、互不侵犯、各尽其职;这样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器具不受损伤,事情不会耽误,职责明确不得懈怠。债少容易还清,职位职责少容易守职尽职,担子任务轻容易完成且大家乐意承担。所以在上的君主持守简约,下在的官吏就容易做好本职事情,这样君臣虽然长处一起,但不会产生厌倦之感。
治理民众的方法,就应当像祭祀灵星时的尸主那样:庄重静默、端坐无言,使祭祀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吉祥受福。所以,得“道”之君不为丑陋掩饰,不为美善隐藏。一个人承受到君主的恩惠,不会觉得太大;万人分享这种恩惠,也不会觉得太小。因此君主慎重对待恩惠和慎重对待惩暴,他不轻易施予人恩惠,就像他不轻易对人惩处一样。这样,使他治国之道畅通无阻。因为施行恩惠,就会热衷于施舍给予,以致使无功者得到奖赏,无劳者得到爵位,这样一来,使轻易得到爵位官职的人会玩忽职守、松懈职责,而那些闲居游荡的士人也会极力谋取爵位官职。同样,施行惩暴,就会随意诛杀惩罚,以致使那些无罪者得以屈死,品行端正的人受到惩罚,这样一来,使那些注重自我修性的人不愿再努力为善,而那些行为不轨者倒反而敢于犯上作乱了。所以轻易广施恩惠容易助长奸邪、轻易施行惩罚容易滋生动乱;而一旦有这种奸邪、动乱,就是亡国的徵兆。
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他不因为国家有受诛罚之事而恼怒,也不会因朝廷有奖赏活动而赞誉高兴。这是因为受诛罚者没有必要怨恨国君,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者也没必要感谢国君,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功劳所致。而民众一旦知道明白这赏罚的由来——均取决于自身表现,也就会努力工作,建功立业而不指望君主个人会恩赐什么。这样一来,政府机构——朝廷反而人迹稀少,大家都去从事自己的工作,使开辟出来的荒地都无杂草。这就是远古时代的“无为而治”,现在大家都知道。桔槔的立柱直立而不活动,控制着横木杠杆上下运动汲水取物;君主如同立柱庄重静穆而不躁动,下属百官就能办好政事。这也好像军队中拿指挥旗帜的将领,这旗帜乱挥妄指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阵脚动摇。所以,治国如施以小恩小惠,是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宁的;施用智力聪慧也难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与其赞誉尧帝而诋毁桀王,不如现在就收起所谓的聪明而归返到无为而治之道。奉行清静无为的话,连上天都会赐给时运;推行廉俭守节,连大地都会助育生财的;而君主守朴处愚办事合情合理,就连圣人也会为他出谋献策的。所以说处于低处、谦卑自居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天下也会归他所有。
君主治理天下,清明而不昏昧,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达到这种君臣和谐的境界,才能谈得上君臣之礼节,也才能建立起治理天下的基础。于是,君主凭借众人力量作为车,驾御众人智慧作为马,这样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险要的道路上,也不会使君主迷失方向。君主深居隐处以避开燥热寒湿,室门关闭以避奸佞之徒。他内没有亲眼看到过巷里民情,外没有亲自巡视过山川湖泽;居室以外的地方,他两眼只能看到十里以内的东西,两耳只能听到百步之内的声音,可是天下事物却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这是因为向君主输送信息知识的渠道广宽畅通、与君主一起商讨并出谋划策的人又很多。所以他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眼不窥牖而能知天象。这就是说充分聚集、发挥众人的智力才能,这天下就不够他治理了;而只凭借个人的智力,就有可能连自己的命都难保。
所以君主用道德来治理天下,而不只运用个人的才智,依顺万民之利益来办事处事,因而他稍抬脚便能让天下人获得利益。这样,百姓即使将君主顶在头上也不会感到压迫、放在眼前也不会感到碍事、举过头顶也不会感到高不可攀、推崇他也不会产生厌恶感。君主治国方法灵活圆通,周而复始而运转不停,孕育万物神妙无比,虚静无为而因循天道,常居后而不争先。而下属大臣办事处事方方正正,言论得体、处事恰当;遇事先行倡导,职责分明而不推诿,以此来建立功绩。所以君行无为之道、臣行有为之道,君臣异道天下太平;反之君臣同道则天下大乱;这就是说君主清静无为,臣则恪守职位,各自处在应处的位置上,这样上下便能默契合作、互相制约和促进。
君主治理天下,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清明而不昏昧,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这样君主能充分驾御下属大臣、下属大臣能充分事奉效力君主,治国之道就是这样明了。周文王聪明而且好向别人请教,所以他圣明;周武王英勇而且好向他人讨教,所以他能取得胜利。所以说凭借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利用借助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千钧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不能举起来;众人一起用力,那么上百人就够了。所以只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去炫耀;而借用众人的智力,那么天下也就小得不够你治理。
大禹疏通长江引导黄河,替天下人兴修水利,然而他却不能使江河西流;后稷开垦荒地,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然而他却不能让禾苗冬天生长。这难道是他们还没有将本事全部发挥出来?不是的,而是自然的趋势不允许!如果勉强去做那些自然趋势不允许的事情、不遵循事物客观规律,那么你尽管是圣人神仙也是无法将事情办成功的,又何况你还只是当今的普通君主呢?车载负荷沉重而马又疲弱,这时你就是是高明的驾御手——造父都难以驾车赶路去远方;反过来说,如果车辆轻便、马儿健壮,你就是是一般性的驾御手都能驾车疾驰。所以,圣人办事岂可违背事物规律、乖悖自然本性,将生来弯曲的变为笔直的、将原本卷屈的变为舒展的?他无不依循事物的本性天资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积聚众力来办事,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利用众人的智慧来做事,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聋人可以让他去嚼生牛筋,而不能派他去伺听;哑巴可以叫他去看守马圈,而不能派他去传话。这是因为他们生理形体上有缺陷,因而有些功能就不具备。所以有哪种功能的就安排他处在合适这种功能的岗位上,有哪种技能的就让他干合适这种技能的事情。他的能力能胜任这项事情工作,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压力重;他的能力和他做的这项事情相称,那么他就不会觉得困难。所以,不论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让他们干适宜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事,那么天下人都可以一样发挥各自的作用,以至于不会有因无法胜任而出现的过失。这就是圣人兼容并蓄使用各种人才,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什么无用的人。
君主看重和推崇正直忠诚的人,让他们身处高位,担任要职,执政理事,那么谗佞奸邪之徒就无机会往上爬,这就好像方圆不能相合、曲直不能相入。鸟兽不能同群,是因为他们不是同类;虎鹿不能同游,是因为他们力量不等。所以圣人受重视处高位,这谗佞奸邪之徒如果想要干扰破坏,那就像小鸟碰到鹞鹰、老鼠遇到狸猫一样,必定要丧命的。所以君主的每一个举动,都不可不慎。如果君主用人得当,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得好,上下和洽,群臣亲和,百姓归附;如果君主用人不当,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上下乖悖,群臣怨恨,百姓动乱。所以君主一次政策失误,便会终身受害。这国政的得失,关键在于君主。这就好比上面的绳墨取得正,下面的木材就必定直,这并不需要工匠花费多少力气的,只要按拉直的墨线顺势修整就可以了。
所以君主如果诚信正直,那么国家政权也必定由正直人士来执掌,谗佞奸邪之徒就没有活动的市场;反之,君主如果不诚信正直,那么得志者必定是谗佞奸邪之徒,忠贞之士就隐退藏匿。人之所以不去剖裂玉石而去剖裂开瓠瓜做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剖裂玉石没有什么用处,再加上玉石坚硬不易剖裂。如果君主公平正直,就像用绳墨水准测定曲直高低一样,那么大臣中尽管有人敢搞歪门邪道,但这结果必定是像以卵击石、以火投水那样。这就说明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主导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楚灵王喜欢杨柳细腰,楚国百姓则纷纷效仿缩食减肥;越王崇尚勇武,越国百姓则纷纷处危争死。由此看来,君主的权势,足以产生影响以致移风易俗。当尧还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时,他的仁慈感化不了同一巷子里的邻居;而夏桀占居了帝位,便能令行禁止,推行他的一套。再由此看来,贤明倒反而治理不了天下,而权势却能移风易俗,这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尚书》说:“一个人做了善事,万民都依仗着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下人常常被一些表面的名声所迷惑,而很少去考察这些名声的实际内容。所以那些隐士就常常借着人们对他的称誉而获得尊贵,游士则常常凭着善辩而显达。考察他们之所以尊贵、显达的原由,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只是由于君主没有很好地明察他们的真实本领而一味相信众人的溢美之辞而已。但如果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就不能这么简单了,那就需要君主对谈论国事的说客一定要深究他们的言论是否符合国法,对那些仕人一定要放在官职上来考校他们是否真有才干胜任;君主也一定要以官职的名分来要求下属百官必须名实相符克守本职来奉献功绩;而下属百官也一定要言论符合实际、行为符合法规;这样才能使群臣紧密团结在君主身边,没人敢挟制君主。如果下面官吏所做的事不合常规,但只要于国有利、能辅佐国政,就必须加以反复检验、考校后加以推行,君主还应暗中查访官吏来观察他们的归向,并全面地听取多方意见来观察他们的变化;不偏听偏信片面之辞,也不偏私地根据偶然一事作出结论。因此,君主能够站得中正,看得全面,洞察一切;群臣们都公平正直,不敢做出邪恶事情;百官们都忠于责职,致力于政绩功绩。在上的君主精明审察,在下的百官勉力从事,奸佞之徒灭绝,众人的功业日益进步。这样,有智者勤于职事、有勇者尽力于军事。动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是众人称誉的人,没有功劳也受到奖赏;忠于职守的人,反而无罪受到惩罚;君主昏庸糊涂,群臣百官结党营私没有忠心;说客们摇唇鼓舌争辩标榜,仕人们争先恐后追逐名利;君主发布政令,下属官员就开始非议诽谤;法令明禁的东西,下属官员就用歪门邪道加以触犯;凭智谋混饭吃的人就热衷于搞计巧,靠勇力谋职位的人就全力以赴搞争斗;大臣专权,下吏持势,结党拉派,戏弄君主。这时国家表面上掌握在君主手里,但按古人的说法是早已名存实亡了。再说那些不称官职、不能披甲上阵、不懂稼穑而徒有“贤圣”虚名的人,是不能由他们来实施国家教化的。骐骥、 騄駬,是闻名天下的千里马,但如果驱赶它它不前止,勒住它它不停止,那么这种情况下,笨蛋也知道不能去骑它。现在国家治乱的关键像车辙那样清楚地摆着,可是当代君主却不能察觉,这就是治国之道阻塞不通的原因。
权力帝位是君主的车子,爵位利禄是君主驾御人臣的缰绳和嚼头。因此,君主掌握着权势要害和控制着封赏爵禄的权柄,所以能谨慎地把握着处事缓急的分寸、施予剥夺的节奏,因而天下人也能竭尽能力而不倦怠。君臣相处,关系和感情没有像父子那样亲密深厚,也没有骨肉之间的亲情,但下属官员却能竭尽全力、不惜为君主牺牲生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国家君主所利用的权势而导致他们这样做。
以前有个豫让,本是晋国范氏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攻打中行氏,吞并了中行氏的领地,豫让背叛了原先的主子中行文子而投奔智伯。后来智伯为争夺土地与赵襄子开战,在晋阳城智伯惨败被杀,由他掌握的晋国也因此分为韩、赵、魏三国。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宠爱之恩,决心向赵襄子报杀主之仇。他用油漆涂满全身,让身上生出恶疮,并吞下木炭改变自己的声音,又敲掉门牙,改变容貌以便能行刺赵襄子。同样是长着一颗心的豫让却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对先前主子背叛离弃,而对后来主子却甘心奉献生命,难道是豫让根据主子的权势大小厚薄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不是的,而是主子的恩泽决定了豫让的取舍去留。纣王占据整个天下,使诸侯无不对他朝拜,凡有人迹的地方、车舟相通的区域,无不称臣降服。然而,周武王只率三千甲卒就将纣王打败,难道是周朝百姓愿为君主效死、殷朝民众生就背叛的个性所决定?不是的,而是周武王对民众德义深厚导致他们能听从号令并加以执行。风大则波浪自然兴起,林大则鸟雀自然聚集,自然界的现象就是如此。因此,下属官员如果不能从君主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君主也就休想从下属官员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君臣之间的施予,就是这样有施有报。所以下属大臣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生命来事奉君主,那君主就该按功劳大小赐爵封位对待臣下。因此君主就不该赐赏无功臣子,臣子也不会替无德之君拼死卖力,君主的恩泽如果不能遍洒人民群众,却想要他们乖乖听驱使,这就像用鞭子去降服烈马一样,也好比不降雨水就希望庄稼成熟丰收一样,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统御之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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