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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第一部分

时间:2018-05-16 13:30:27 ?? 阅读: 次 ?? 来源: 看盟文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名着通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是一位集政治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显赫人物。从戊戌维新到护国战争,他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政治话剧;从万木草堂到清华研究院,他又留下了一篇篇有血有肉的理论着述。《清代学术概论》就是梁启超的一部力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卒于公元1929年。少年梁启超聪慧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受业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

在康有为的教育熏陶下,梁启超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思路和学风,又于国学书籍外读了许多由传教士翻译的西学着述,这使他学问大长,眼界大开,由追求功名的少年士子,成长为忧国忧民的维新派志士。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他悲愤填膺,追随康有为集合18省千余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此后,梁启超便走上了职业政治家的道路。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任《时务报》总撰述,积极鼓吹维新;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任长沙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了林圭、蔡锷等一批出色人才;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奉命进总理衙门查看章奏,直接参与策划新政。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文章,广泛介绍西学,继续鼓吹改良。其文半文半白,半雅半俗,笔带情感,言甚畅达,呼风吹雨,惊心动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极大的煽动性,因而脍炙人口,风靡一时。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崛起,他的思想巳渐趋保守。

自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起,梁启超与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持续数年的大论战,其改良主张受到革命派的尖锐批判。

同时,他又积极参与策划清末立宪运动,主张以日本和英国的宪政为蓝本,建立中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于1912年结束流亡,返回祖国,受到热烈欢迎。1913年,他被推为进步党领袖,支持袁世凯专权。但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他又毅然参与策动讨袁的护国战争。1917年,梁启超宣布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专门从事学术活动。1918年底至1920年初,游历欧洲,深受欧陆人文主义影响。自1920年起,任教于清华研究院,以着述、讲学终其晚年。

梁启超学兼中西,才贯古今,文思敏捷,着述甚勤。有人作过统计,他生平之文字,约在1400万字内外。其着述结集,以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2年出版)收录最富,篇幅最大,计40册,148卷,900万字。梁启超的主要学术着作有:《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欧游心影录》等。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于1920年初旅欧回国后所完成的。当时,蒋方震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是,他借题发挥,对比中西文化,对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作了一番议论。哪知,下笔不能自休,短短几天功夫,竟成六万言之文,与蒋着的篇幅差不多,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该书先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出版的《改造》第3卷第3、4、5期。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954年中华书局又用《饮冰室合集》本重印单行本。

《清代学术概论》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为框架的体例,而以“时代思潮”为主轴来阐述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在该书开篇,梁启超即言:“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认为只有从时代思潮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本质内容、流变规律和真实价值。这样一种崭新的学术史研究视野,使《清代学术概论》超越了以往的学术史着述,令人耳目一新。

《清代学术概论》的另一显着特点,在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揭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所谓清代思潮,简而言之,即“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第3页),以“复古”为其基本特征。他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第6页)由此可见,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第3页)。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把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划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的相互联系、学术成就及其局限进行了深入评析,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

启蒙期的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他们反对晚明王学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在经学、史学、哲学、科学等领域倡导求实求真学风,教学者摆脱宋明儒的羁勒,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梁启超指出:“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第13页)顾炎武是对于晚明学风作猛烈攻击之第一人,“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第8页)。

黄宗羲对近代思想最有影响的着作是《明夷待访录》。书中论道:“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第14页)王夫之“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於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以发现’,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第15页)颜元“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第16页)全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他们又可称为正统派。正统派与启蒙派的区别在于:第一,启蒙派对于宋学,猛烈攻击其一部分,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于不议不论之列。第二,启蒙派抱着通经致用的观点,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的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他们的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对于惠栋,梁启超的评价是:“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第25页)对于戴震,梁启超则作了更多的肯定,认为:“《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第30页),“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第31页)梁启超又对此派的治学方法作了总结,指出:“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第45页)概括起来,这种方法可分为四步:“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勒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第45页)

清代学术思想的蜕分期也同时是衰落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梁启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师友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作了尤为精彩的评析。对于康有为,他充分肯定了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和方法鼓吹变法、倡导改革的历史功绩,称《新学伪经考》“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第56页),《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第57页)。同时,他又严肃指出了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局限性,认为:“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第57页)对于自己,他也能一分为二,指出:“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精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后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

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及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着,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蔬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第65页)

他清醒地看到,随着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他和他的师友们的思想创造已经过时,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能这样严肃认真地解剖自己,予以历史的评判和定位,实是不易之论。可以说,这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又一显着特点。

《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着作。全书论析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①。该书把中国近300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②。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于1924年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的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两书的着重点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小,言简意赅,重点在“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大,内容充实,重点在“史”。两书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从不同的视角,开拓了中国近300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此后,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着述相继问世,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终成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

自序

(一)吾着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着《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余于十八年前,尝着《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又云:“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又云:“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六)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民国9年10月14日启超识

第二自序

(一)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二)久抱着《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厉而已。故此书遂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三)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着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着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

9年11月29日启超记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扞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着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

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

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着之例证也。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其一,颜元、李■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

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

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

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公羊传》者,“今文学”也。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着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着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樾着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着着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略论既意,今当分说各期。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夫宋明理学何为而招反动耶?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着明,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则其嬗代之迹之尤易见者也。

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此习气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强指不同之朱陆为同,实则自附于朱,且诬朱从我。此种习气,为思想界之障碍者有二。一曰遏抑创造,一学派既为我所自创,何必依附古人以为重?必依附古人,岂非谓生古人后者,便不应有所创造耶?二曰奖励虚伪,古人之说诚如是,则宗述之可也;并非如是,而以我之所指者实之,此无异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是。

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数俊拔笃挚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于世者已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辞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重以制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

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其言曰:“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又曰:“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

又曰:“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同上)

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自兹以后,王学遂衰熄,清代犹有袭理学以为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虽曰王学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势,然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

炎武未尝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其言曰:“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其正当与否,且勿深论。——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

——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谈理学者亦然,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张、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奴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

炎武着述,其有统系的组织而手定成书者,惟《音学五书》耳。其《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造端宏大,仅有长编,未为定稿。《日知录》为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耳。自余遗书尚十数种,皆明单义,并非巨裁。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

一曰贵创。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着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十八)其论着书之难,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十九)其《日知录》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故凡炎武所着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其论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日知录》十九)又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七》)观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恶也。

二曰博证。《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全祖望云:“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而对勘之。”(《鲒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彼诚能践其言。其终身所撰着,盖不越此范围。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此属别问题。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也。其言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为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铭”)其所推挹盖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汪中则既言之矣。夫此两书所研究者,皆不过局部问题,曷为能影响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中又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阮元辑《学海堂经解》,两书皆摈不录。——曷为推尊之如是其至?吾固有说。

《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

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当时毛奇龄着《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犹着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

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吾辈何故认为与阎书有同等之价值耶?

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

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此胡氏自序中语)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其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欧洲19世纪中叶,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先后两年出版,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夫达尔文自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于教宗何与,然而被其影响者,教义之立脚点破也。

雷能之传,极推挹基督,然反损其信仰者,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自此遂成为问题也。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可以推见矣。

若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龄其人,其所着《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等,皆在胡渭前,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多引其绪。但其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故汉学家祧之不宗焉。全祖望为《毛西河别传》,谓“其所着书,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

祖望于此诸项,每项举一条为例,更着有《萧山毛氏纠缪》十卷。平心论之,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

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其所着“诸经通论”未之见,但其《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中固多精凿之论也。

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顾为正统派所自出,前既论列,今当继述三子者。

余姚黄宗羲,少受学于刘宗周,纯然明学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其言曰:“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清史?黄宗羲传》)又曰:“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全祖望?《鲒亭集?黄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着《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着书八种,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其《律吕新义》,开乐律研究之绪。其《易学象数论》,与胡渭《易图明辨》互相发明。其《授书随笔》,则答阎若璩问也。故阎、胡之学,皆受宗羲影响。其他学亦称是。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其言曰:“后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原君》)

又曰:“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唐以后之史,皆官家设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谓:“官修之史,仓猝成于众人,犹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迁、固以后一人而已。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会稽有章学诚,着《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

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尝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又曰:“数传之后,愈徇迹而忘其真,或以钩考文句,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仅资场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测度,趋入荒杳。”(《中庸补传衍》)遗书中此类之论甚多,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尝曰: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已而即执之,去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

夫之着书极多,同治间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犹未逮其半。皆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读通鉴论》、《宋论》,往往有新解,为近代学子所喜诵习。尤能为深沉之思以绎名理,其《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皆覃精之作,盖欲自创一派哲学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故刘献廷极推服之,谓:“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二)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卷上)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未刻)。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宗”,可不谓豪杰之士耶?

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

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

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尝曰:“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钟錂着《颜习斋言行录?学问篇》)

其尊重自己良心,确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其言曰:“予昔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李塨着《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其最要之旨曰:“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年谱》卷下)彼引申其义曰:“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论讲学)又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年谱》卷下)

又曰:“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又曰:“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万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学编?学辩一》)又曰:“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学也。”(《年谱》卷下)又曰:“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卷下)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

由此观之,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明矣。元之意,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故其言曰:“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言行录》卷下)又曰:“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着。”(《年谱》卷下)

其所揭橥以为学者,曰《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故躬耕、习医、学技击、学兵法、习礼、习乐,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劳作神圣”之义,元之所最信仰也。其言曰:“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言行录》卷上)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

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

元弟子最着者,曰李塨,曰王源,皆能实践其教。然元道太刻苦,类墨氏,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

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杭世骏谓:“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

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着论以明古人精意。(杭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文鼎着书八十余种,其精神大率类是,知学问无国界,故无主奴之见。其所创获甚多,自言:“吾为此学,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惟求此理大显,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不憾。”(同上)盖粹然学者态度也。

清代地理学亦极盛。然乾嘉以后,率偏于考古,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以云体大思精,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者。魏禧评之曰:“《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此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也。……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读史方舆纪要叙》)祖禹为此书,年二十九始属稿,五十乃成,无一日中辍,自言:“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读史方舆纪要》自叙)盖纯然现代科学精神也。

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曰大兴刘献廷。王源表其墓曰:“脱身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博采轶事,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矣。”(王源《居业堂集?刘处士墓表》)而全祖望述其遗着有《新韵谱》者,最为精奇。全氏曰:继庄(献廷字)“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腊顶话,女真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计三十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鲒亭集?刘继庄传》)

盖自唐释守温始谋为中国创立新字母,直至民国7年教育部颁行注音字母,垂阅千年,而斯业乃成。而中间最能覃思而具其条理者,则献廷也。使其书而传于后,则此问题或早已解决,而近三十年来学者,或可省许多研究之精力。然犹幸而有全氏传其厓略,以资近代学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采其成法不少,则固受赐多矣。全氏又述献廷关于地理、关于史学、关于宗法之意见,而总论之曰:“凡继庄所撰着,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斯实然也。然学问之道,固未有成之于一人一时者,在后人能否善袭遗产以光大之而已。彼献廷之《新韵谱》,岂非阅三百年而竟成也哉?献廷尝言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能谓之人。”(王源《墓表》引)其学问大本可概见,惜乎当时莫能传其绪也。献廷书今存者惟一《广阳杂记》,实涉笔漫录之作,殆不足以见献廷。

同时有太原傅山者,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国变后冯铨、魏象枢尝强荐之,几以身殉,遂易服为道士。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全祖望《鲒亭集?傅青主事略》)然史家谓“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吴翔凤《人史》)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

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

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着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

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

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

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粗引端绪,其研究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阎匿璩之《尚书古文疏证》中多阑入日记信札之类,体例极芜杂。胡渭之《禹贡锥指》,多经济谈,且汉宋杂糅,家法不严。——苟无全盛期诸贤,则考证学能否成一宗派,盖未可知。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在此期中,此学派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故吾欲专叙一二人,以代表其余。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今略述二人之着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

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着述,称儒宗焉。栋受家学,益弘其业。所着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诸书。其弟子则沈彤、江声、余萧客最着。萧客弟子江藩着《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实则栋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不过门户壁垒,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士奇于九经、四史、《国语》、《国策》、楚辞之文,皆能暗诵,尝对座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钱大昕《潜研堂集?惠天牧先生传》)栋受其教,记诵益赅洽。士奇之言曰:“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此可见惠氏家学,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栋之学,其根本精神即在是。

其言曰:“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着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首述》)

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言“汉经师说与经并行”,意盖欲尊之使侪于经矣。王引之尝曰:“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焦氏丛书》卷首王伯申手札)可谓知言。栋以善《易》名,其治《易》也,于郑玄之所谓“爻辰”,虞翻之所谓“纳甲”,荀谞之所谓“升降”,京房之所谓“世应”、“飞伏”,与夫“六日七分”、“世轨”诸说,一一为之疏通证明。汪中所谓“千余年不传之绝学”者也。以吾观之,此其矫诬,与陈抟之“河图洛书”有何差别?然彼则因其宋人所诵习也而排之,此则因其为汉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谓大惑不解。然而当时之人蔽焉,辄以此相尚。江藩者,惠派嫡传之法嗣也,其所着《国朝汉学师承记》,未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篇,其言曰:“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图书辨惑》,力辟宋人,然不专宗汉学,非笃信之士。……胡胐明(渭)《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伏生也。是以黜之。”

此种论调,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其后阮元辑《学海堂经解》,即以此为标准,故顾、黄、阎、胡诸名着,多见摈焉,谓其不醇也。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前此顾、黄、王、颜诸家所治,并非“汉学”;后此戴、段、二王诸家所治,亦并非“汉学”。其“纯粹的汉学”,则惠氏一派,洵足当之矣。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况汉儒经说,派别正繁,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欲盲从其一,则不得不驳斥其他。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梁丘贺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稽。(《汉学商兑》卷下)然则所谓“凡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贯彻而已。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十一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震十岁就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

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

震之言曰:“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

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震之破“人蔽”也,曰:“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东原集》与某书)。

其破“己蔽”也,曰:“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绳绳木,昔以为直者,其曲于是可见也;如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东原集》与姚姬传书)

读第一段,则知目震所治者为“汉学”,实未当也。震之所期,在“空诸依傍”。晋宋学风,固在所诋斥矣,即汉人亦仅称其有家法,而未尝教人以盲从。钱大昕谓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潜研堂集》戴震传)余廷灿谓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余氏撰《戴东原先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

读第二段,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其私自持及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着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章炳麟曰:“戴学分析条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检论?清儒篇》)可谓知言。

凌廷堪为震作事略状,而系以论曰:“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校礼堂集》)此其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学界,则时代为之也。

震常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引)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其最专精者,曰小学,曰历算,曰水地。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历算之书,有《原象》一卷,《历问》二卷,《古历考》二卷,《句股割圆记》三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

水地之书,有《水地记》一卷,《校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其他着述不备举。《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参与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

震尝言曰:“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骎骎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又曰: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面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戴氏遗书》九附录答彭进士书)

又曰:“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同上)

震欲祛“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之两蔽,故既作《原善》三篇,复为《孟子字义疏证》,《疏证》之精语曰:“……《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又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之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无以遂其生。

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蹙,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

又曰:“朱子屡言‘人欲所蔽’,凡‘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人之大患,‘私’与‘蔽’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

又曰:“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如有别物焉凑泊附着以为性,由杂乎老释,终昧于孔孟之言故也。”

又曰:“问: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之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盖其学借阶于老释,是故失之。凡习于先入之言,住往受其蔽而不自觉。”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右所录者未尽其万一也。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的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震亦极以此自负,尝曰:“仆生平着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

(《戴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虽然,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据江藩所记,谓当时读《疏证》者莫能通其义,惟洪榜好焉;榜为震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按此书即与《孟子字义疏证》相发明者)。朱筠见之,谓:“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是。”榜贻筠书力争不得。震子中立,卒将此书删去。(《汉学师承记》卷六)可见当时戴门诸子之对于此书,已持异同。唐鉴谓:“先生本训诂家,欲讳莫不知义理,特着《孟子字义疏证》以诋程朱。”(《国朝学案小识》)鉴非能知戴学者,其言诚不足轻重,然可以代表当时多数人之心理也。当时宗戴之人,于此书既鲜诵习发明,其反驳者亦仅一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然搔不着痒处。此书盖百余年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此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

十二

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玉裁所着书,最着者曰《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念孙所着书,最着者曰《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所着书,最着者曰《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戴、段、二王之学,其所以特异于惠派者: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以爻辰纳甲说《易》,以五行灾异说《书》,以五际六情说《诗》,其他诸经义,无不杂引谶纬,此汉儒通习也。戴派之清学,则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于训诂名物制度注全力焉。戴派之言训诂名物,虽常博引汉人之说,然并不墨守之。例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全书皆纠正旧注旧疏之失误。所谓旧注者,则毛、郑、马、贾、服、杜也;旧疏者,则陆、孔、贾也。宋以后之说,则其所不屑是正矣。是故如高邮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失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于旧注旧疏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此与宋明儒者之好改古书,迹相类而实大殊。彼纯凭主观的臆断,而此则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段玉裁曰:“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着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着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此论最能说明考证学在学术界之位置及价值。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

譬如今日,欲批评欧人某家之学说,若仅凭拙劣伪谬之译本,相与辩争讨论,实则所驳斥者乃并非原着,如此岂不可怜可笑!研究中国古书,虽不至差违如此其甚,然以语法古今之不同,与写刻传袭之讹错,读之而不能通其文句者则甚多矣。对于未通文句之书,而批评其义理之是非,则批评必多枉用,此无可逃避也。清代之考证学家,即对于此第一步工夫而非常努力,且其所努力皆不虚,确能使我辈生其后者,得省却无限精力,而用之以从事于第二步。清代学之成绩,全在此点,而戴、段、二王之着述,则其代表也。阮元之序《经义述闻》也,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须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

此其言洵非溢美,吾侪今日读王氏父子之书,只觉其条条皆犁然有当于吾心,前此之误解,乃一旦涣然冰释也。虽以方东树之力排“汉学”,犹云:“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俛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汉学商说》卷中之下)亦可见公论之不可磨灭矣。

然则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着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如自有天地以来,苹果落地不知凡几,惟奈端能注意及之;家家日日皆有沸水,惟瓦特能注意及之。《经义述闻》所厘正之各经文,吾辈自童时即诵习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学问上能有发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云:“……始取《尚书》二十八篇绎之,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指其父念孙)论《毛诗》‘终风且暴’……诸条,发明意旨,涣若冰释。……乃遂引而伸之,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为《经传释词》十卷”。

又云:“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凡其散见于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

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着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

十三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其间接之效果:一,读诸大师之传记及着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累寸,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二,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

十四

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则有惠栋之《周易述》,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其在《周官》,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其在《仪礼》,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珙之《仪礼正义》。其在《左传》,有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正义》。其在《公羊传》,有孙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其在《论语》,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其在《孝经》,有皮锡瑞之《孝经郑注疏》。其在《尔雅》,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之《尔雅义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义》。

以上诸书,惟马、胡之于《诗》,非全释经传文,不能直谓之新疏。《易》诸家穿凿汉儒说,非训诂家言。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着《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絜净精微,但非新疏体例耳。《书》则段、王二家稍粗滥。《公羊》则孔着不通家法。自余则皆博通精粹,前无古人。尤有吾乡简朝亮,着《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志在沟通汉宋,非正统派家法,然精核处极多。十三经除《礼记》、《谷梁》外,余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而《大戴礼记》则有孔广森《补注》、王聘珍《解诂》焉。此诸新疏者,类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加以别择结撰,殆可谓集大成。其余为部分的研究之书,最着者则惠士奇之《礼说》,胡渭之《禹贡锥指》,惠栋之《易汉学》、《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焦循之《周易郑氏义》、《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陈寿祺之《三家诗遗说考》,江永之《周礼疑义举要》,戴震之《考工记图》,段玉裁之《周礼仪礼汉读考》,张惠言之《仪礼图》,凌廷堪之《礼经释例》,金榜之《礼笺》,孔广森之《礼学卮言》,武亿之《三礼义证》,金鹗之《求古录礼说》,黄以周之《礼书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诂》,侯康之《谷梁礼证》,江永之《乡党图考》,王引之之《经义述闻》,陈寿祺之《左海经辨》,程瑶田之《通艺录》,焦循之《群经宫室图》等,其精粹者不下数百种。

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其在《说文》,则有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之《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其在《说文》以外之古字书,则有戴震之《方言疏证》,江声之《释名疏证》,宋翔凤之《小尔雅训纂》,胡承珙之《小尔雅义证》,王念孙之《广雅疏证》,此与《尔雅》之邵、郝二疏略同体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书,差无疑滞矣。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念孙之《经传释词》,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最精凿。近世则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而马建忠学之以着《文通》,严复学之以着《英文汉诂》,为“文典学”之椎轮焉。而梁启超着《国文语原解》,又往往以证社会学。

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顾炎武始着《音论》、《古音表》、《唐韵正》,而江永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戴震有《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系》,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有《说文声类》,陈澧有《切韵考》,而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此学也,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刘献廷着《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其动机起于治三《礼》,后遂泛滥益广。惠栋着《明堂大道录》,对于古制度专考一事,泐成专书者始此。徐乾学编《读礼通考》,秦蕙田编《五礼通考》,多出一时名人之手。其后则胡匡衷有《仪礼释官》,戴震有《考工记图》,沈彤有《周官禄田考》,王鸣盛有《周礼军赋说》,洪颐煊有《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皆专注《礼》,而焦循有《群经宫室图》,程瑶田有《通艺录》,贯通诸经焉。晚清则有黄以周之《礼书通故》,最博赡精审,盖清代礼学之后劲矣。而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毛奇龄始着《竟山乐录》,项则江永着《律吕新论》、《律吕阐微》,江藩着《乐县考》,凌廷堪着《燕乐考原》,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为将来着中国音乐史最好之资料也。焦循着《剧说》,专考今乐沿革,尤为切近有用矣。

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王夫之长于史论,其《读通鉴论》、《宋论》皆有特识。而后之史学家不循斯轨。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康熙间,清廷方开《明史》馆,欲藉以网罗遗逸。诸师既抱所学,且藉以寄故国之思,虽多不受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相与讨论体例,别择事实。古唐以后官修诸史,独《明史》称完善焉。乾隆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最着。顾炎武治史,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然亦好为考证。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再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此其特长也。其专考证一史者,则有惠栋之《后汉书补注》,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昕之《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梁章钜之《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杭世骏之《三国志补注》,其尤着也。自万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着《历代史表》,此后表志专书,可观者多。顾栋高有《春秋大事表》,钱大昕有《后汉书补表》,周嘉猷有《南北史表》、《三国纪年表》、《五代纪年表》,洪饴孙有《三国职官表》,钱大昕有《元史氏族表》,齐召南有《历代帝王年表》。林春溥着《竹柏山房十五种》,皆考证古史,其中《战国纪年》、《孔孟年表》诸篇最精审,而官书亦有《历代职官表》。洪亮吉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洪龆孙有《补梁疆域志》,钱仪吉有《补晋兵志》,侯康有《补三国艺文志》,倪灿有《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顾櫰三有《补五代史艺文志》,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有《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皆称善本焉。而对于古代别史杂史,亦多考证笺注,则有陈逢衡之《逸周书补注》,朱右曾之《周书集训校释》,丁宗洛之《逸周书管笺》,洪亮吉之《国语注疏》,顾广圻之《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陈逢衡之《竹书纪年集证》。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为一时风尚,则有何秋涛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

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力着史,惟万斯同之《明史稿》,最称巨制。而魏源亦独力改着《元史》。柯劭劭之《新元史》,则近出之巨制也。源又有《圣武记》,记清一代大事,有条贯。而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

黄宗羲始着《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之。皆清代史学之光也。

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则阮元也;《广东通志》,则谢启昆也;《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

其在府县志: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长沙志》出董佑诚,《遵义府志》出郑珍、莫友芝。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

十五

顾炎武、刘献廷皆酷嗜地理学,所着书皆未成,而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言形势厄塞略尽,后人莫能尚,于是中清之地理学,亦偏于考古一途。自戴震着《水地记》、《校水经注》,而《水经》为一时研究之中心。

孔广森有《水经释地》,全祖望有《新校水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张匡学有《水经注释地》,而近人杨守敬为《水经注疏》,尤集斯学大成,(未刻,刻者仅《注疏要删》)而齐召南着《水道提纲》,则循水道治今地理也。洪颐煊有《汉志水道疏证》,陈澧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亦以水道治汉地理。阎若璩着《四书释地》,徐善着《春秋地名考略》,江永着《春秋地名考实》,焦循着《毛诗地理释》,程恩泽着《国策地名考》,皆考证先秦地理。其考证各史地理者,则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最精博。其通考历代者,有陈芳绩之《历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皆便检阅。而杨守敬之《历代疆域志》、《历代地理沿革图》,极综核。惜制图术未精。难言正确矣。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着《瀛寰志略》,魏源着《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意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无总名,最近浙江图书馆校刻)颇精赡。要之清代地理学偏于考古,故活学变为死学,惟据全祖望着刘献廷传,知献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业不竟,而后亦无继也。

自明徐光启以后,士大夫渐好治天文算学。清初则王锡阐、梅文鼎最专精,而大师黄宗羲、江永辈皆提倡之。清圣祖尤笃嗜,召西士南怀仁等供奉内廷。风声所被,向慕尤众。圣祖着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锡阐有《晓庵新法》。文鼎有《勿庵历算全书》二十九种。江永有《慎修数学》九种。戴震校《周髀》以后迄六朝唐人算书十种,命曰《算经》。自尔而后,经学家十九兼治天算。尤专门者,李锐、董佑诚、焦循、罗士琳、张作楠、刘衡、徐有壬、邹伯奇、丁取忠、李善兰、华蘅芳。锐有《李氏遗书》,佑诚有《董方立遗书》,循有《里堂学算记》,作楠有《翠微山房数学》,衡有《六九轩算书》,有壬有《务民义斋算书》,伯奇有《邹征君遗书》,取忠有《白芙堂算学丛书》,善兰有《则古昔斋算学》。而曾国藩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颇译泰西科学书,其算学名着多出善兰、蘅芳手,自是所谓“西学”者渐兴矣。阮元着《畴人传》,罗士琳续补之,清代斯学变迁略具焉。

兹学中国发源甚古,而光大之实在清代,学者精研虚受,各有创获,其于西来法,食而能化,足觇民族器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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